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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文/汤汉达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写法,将它融入武侠小说,这是武侠小说的一大创新。他的文字是古代的,可内在精神却是现代的,自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也的确越来越现代化了。我们看金庸小说的时候,常常会联想到《悲惨世界》、《笑面人》、《基度山伯爵》、《哈姆莱特》等等,而《雪山飞狐》中由几个角色接力将故事讲完情景,又全似乎有点《十日谈》的影子了。
金庸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金庸作品中可以表现的一些意识, 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的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性行凶,杀人如麻,即使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余口,连儿童、马夫、丫头、厨师也不能幸免。李逵江州劫法场,更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派是否像有的学者所说的,证明中国人有潜在的嗜血的欲望,但旧武侠小说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或法律角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的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

《神雕侠侣》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后来知道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无地, 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的想法,“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 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自他以后,苗家的子弟不准习武,这样就自然无法为他报仇了。这样,百余年的冤仇或许就可以一笔勾消。”到《笑傲江湖》, 金庸更带有贬义地写了林平之这个复仇狂,为了复仇,他不惜挥刀自宫,成为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在学成辟邪剑法之后, 他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老鼠似的戏弄仇敌,如杀余苍海时候,只顾自己的复仇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最后,为报复岳不群,竟然又动手刺杀了深爱自己的妻子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

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那种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他借《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之口说出了:“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这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看法,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在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地指斥朱朗的所谓“复仇”。鲁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当罪而诛不言报”,这种行动已无正义性可言,决不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的这种态度,大体体现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的,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中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民国初期,汉人反清情绪高涨,“驱逐鞑虏,还我中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下,武侠小说也深受影响,作家总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 书中侠义之士总是代表着正义的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是奸邪”。但金庸则不同,他超越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中华民族的关系。作者金庸说过的一句话:“我前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一视同仁的观念基调,那是我历史观比较了

有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鹿鼎记》中康熙,是一个真正称得上有所作为、有远见的明君。他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灾情时, 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缩减宫中的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统治着中国。康熙后来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做中国皇帝,虽说不是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反清复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皇帝的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天好些吗?”姑且不论康熙这句话是否在自吹自擂,只要我们冷静地看看历史,跳出狭隘的汉族的立场,改用全国百姓的利益来衡量,绝对承认他的话是很有道理。康熙虽是满族人,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的“圣君”的标准,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民族平等的作品。

从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到封笔之作《鹿鼎记》,体现着作者的历史视野正在日益宽广,思想和艺术也在日益成熟,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也在日趋变淡。肯定了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看作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只限于写一个宋朝,而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辽、宋、西夏、大理、吐蕃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人公的亲身经历演绎着民族的关系, 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憾读者,迫人深醒。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但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国百姓的残杀掠夺, 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与邪、善与恶、敌和友么?不问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偈语曲折的作出了回答,“万物一般,众生平等, 汉人契丹,亦幻亦真。” 告诉读者应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待遇。
乔峰的一生始终夹在民族的恩仇和个人的恩怨中。他一身兼有两个民族的利和害,也兼有两个民族的民族观念和道德观念、国家观念,这些矛盾使他无法统一,终于在无以解脱的矛盾中乔峰选择了死,他的死,是一个英雄的死,表达了一种朦胧的愿望,希望民族之间的和平。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也已写出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热烈动人的生活场景;《天龙八部》写了乔峰这样感天动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金庸最大的高明之处,是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的多个侧面,他笔下的人物,很难简单地用“善恶好坏”来划分。他笔下,英雄有致命的缺点,恶人有未泯的良知,君子也有软弱矫情的时候。对于江湖上正与邪、侠义道与黑道的斗争, 金庸显然也有过很多的思考。传统武侠小说出于旧式正统观念,在正邪一类问题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简单二分化:正则全正,邪则极邪。金庸纠正了这种黑白分明的二分法,用金庸自己的话来说,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 也有好的皇帝,书中的汉人,满人 都有好人坏人 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同时,他还借《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口说出这种观念:“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例如,《笑傲江湖》里衡山派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这可没有触犯谁的利益,不料所谓的“正派”嵩山派站出来坚决阻挠和干预,不许他举行金盆洗手,他们硬给刘正风安上了“结交魔教长老曲洋”的罪名,杀了刘正风的全部家属,最后连身受重伤、逃出来隐居的刘正风,以及曲洋的十二三岁孙女都不放过,真是残忍毒辣之至!令狐冲曾经这样质问过嵩山派的费彬:“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 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什么区别?”

在《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时,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年迈的成吉思汗回顾一生,意得志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比得上他。郭靖却表示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郭靖在这里所说的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一文中,对成吉思汗表示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鉴别有了客观的标准。这一思想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他是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势必留下了热衷仕途的意识,所谓“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的理想是六个字:威福、子女、玉帛。如《水浒传》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行侠——报国——封荫。“青面兽”杨志、豹子头林冲就这样的典型。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了清家官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一大獠隶卒“。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了强烈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礼法习俗,具有浓厚的个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的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不仅杨过一人如此,其他小说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热诚,全无伪饰;东邪黄药师的洒脱超逸,视功名如粪土,当他得知杨过与小龙女抛开师徒名份,定要结为夫妻时,他也深深地被感动了,扬言如果世上没人赞同他们婚姻的话,他一个人坚决赞同,可见他也是世俗礼教的叛逆者;“老顽童”周伯通的了无机心,天真率性;令狐冲的狂放不羁、笑傲江湖;狄云、张无忌的躲开污浊,遁世而居; 他们都是独立的树,而不是依附的藤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摈弃世俗旧观念,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早死了, 来得爽快。”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金庸笔下,连已经继承了帝位的段智兴,一灯最后也都走上了出家之路。

金庸笔下男主人公的爱情,也是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相好。赵敏为了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最后,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作者用现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来剖析塑造人物形象,寄托着自己真切的爱国热情和热爱人民的思想。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和黄蓉在襄阳守城的过程中,从对话中可以看出郭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黄蓉道:“看来成吉思汗是倾国而出,想一举灭宋。我将金珠送给了先锋大将,他料不到咱们已得讯息,说是借道伐金,并非攻宋。我以言语点破,他惊疑不定,当即驻兵不进,想来是回报大元帅去了。”

郭靖叹道:“咱们大宋军民比蒙古人多上数十倍,若能万众一心,又何惧蒙古兵精?恨只恨官家胆小昏庸,虐民误国。”黄蓉道:“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郭靖正色道:“蓉儿,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学了武穆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 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黄蓉叹道: “这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了。”

因此,我认为贯穿在金庸小说里的思想主流,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尽管他并不是浅显的表面的爱国主义,但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处,却蕴含着很深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民族精神。他的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是大义凛然的英雄本色,他所鞭苔的是那些背叛人民、背叛祖国的叛徒和残害人民的凶暴之徒;所以读金庸小说,会使你产生强烈的爱憎观念,并不是离开了正义和非正义,离开了爱憎的单纯的故事情节, 所以我认为金庸小说的思想内涵,是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的。

此外,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将侠义精神从单纯的哥们义气提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从而突破旧式武侠小思想内容上的种种局限,做到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写完《鹿鼎记》后,金庸就封笔了,这成为广大金庸小说迷的一大憾事,甚至成为一大“疑案”,为什么金庸先生正当盛年,且在其创作高峰时期就突然封笔,其中最主要原因,就在于这部《鹿鼎记》不仅已创造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一般武侠小说的形式写出了这部“反武侠小说”,作者在这样的“自我颠覆”之后,如何能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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