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大男子主义”观念下的“坏”女人

文/林保淳

对于武侠小说来说，无论作者还是读者，男性都远多于女性，在积习千年的传统文化思 想的浸染下， “大男子沙文主义”极为普遍。当然，这不是学理上所说的具有系统性、理论 性的某种“主义”，金庸不是哲学家、思想家，也从未倡导任何主张，这种观念潜藏于作者 内心，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流露，可能金庸自己都未必察觉。
（ 一 ）对“坏”女人形貌、行止的描绘
综观金庸小说中的“坏”女人，她们基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聪明而美貌，就连出场 时已形销容毁的裘千尺、年岁已大的灭绝师太，年轻时都是美人，这虽是武侠小说的惯例， 却也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和读者都默认了现实的人类社会或虚构的江湖世界中真正具有影响力 的还是品貌出众的人。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也的确反映了部分的真实，因为社会中受到瞩 目较多的女子很多都是具备美貌这一条件的。
貌美的女子不一定聪明，但一个女子要“坏”，就得兼具美貌和聪明。这恰巧与摹写男 性有相当大的区别，金庸小说中的“坏”男子多为形貌丑陋凶恶之人，即便有时会摹写其五 官端正，也还是要从其眼神中透露若干真相，如《神雕侠侣》就要强调霍都“脸上一股傲狠 之色”而《射雕英雄传》中杨康也非得说几句轻薄话以显其风流。换句话说，男子不 论容貌如何，都可以在江湖中发挥一些影响力，但女子却非得貌美不可。武侠小说的作者多 是男性，读者也以男性居多，从中也可见金庸小说中不自觉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
金庸小说潜藏着偏颇的男性视角，尽管与彻底贬抑女性的古龙小说相较并不明显，但还 是可以窥见的。这不仅在于金庸塑造了多少“坏”女人，还在于他限定了“坏”女人“坏”的程度，也就是说，金庸为“坏”划定了一个圈子，再怎么坏都不能越过这个界线，通过这 个界线，我们可以将金庸笔下与其他作家笔下的坏女人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探究金庸是如 何设定女性形象的。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大抵有侠女、弱女、娇女、魔女、妖女五种重要的类 型。侠女通常可归类于正派，常作为主角或重要配角出现，凭借机智或武功在江湖中行侠 仗义，性格可以多有不同，但绝对不会做不义的事，甚至连贞节都不容受到侵害；弱女通常 不会太过强调其好坏、善恶， 一般是中性人物，是侠士、侠女扶持、保护、施救的对象；娇 女天真活泼、没有心机，甚至不太聪明，常为侠士带来很多困扰。侠女、弱女、娇女可能有 某些性格、行事上的缺陷， 虽不一定是“好”女人， 但基本上不坏。妖女、魔女可归类于“坏” 女人，但妖女强调的是“道德”上的逾矩，行为放荡，常仰仗美色为非作歹；魔女则多为心 性偏激，行事手段狠辣。
金庸小说中的“坏”女人以魔女居多，妖女极少，大概只有康敏勉强可以称为妖女。这 与其他武侠小说中充斥着只追求肉体、性欲的满足，甚至不惜出卖色相以获取权势的女性角 色是大不相同的。多数武侠作家都免不了在小说中描绘几个淫逸、放荡的妖女，对女子妖媚 诱人的体态、大胆放肆的言行，甚至较细微的挑逗过程，都会加以描绘。尽管其间仍有层次 高下之别，但无疑是很能吸引读者的，这也是武侠小说为人诟病的“黄色”部分。但是，金 庸笔下是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文字的， 即便描绘美貌的女子， 最多也只从其眉目、样貌、声音、 气质着墨，而不会从其体态入手，如描绘大胆直率的蓝凤凰，说其“荡人心魄”，也仅仅描 绘其声音娇柔婉转，显示了金庸对他小说中女性的爱惜与尊重。
尽管其他武侠小说中会出现许多以色相诱人的妖女，她们放浪形骸，追求肉体的欢娱， 但侠女却始终保持烈女的贞洁形象，即便不合理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如卧龙生《天香飙》中 的谷寒香，凭借出卖色相骗取武功，以为其夫胡柏龄报仇，但仍要强调她在一群色鬼式的黑 道魔魁的环伺下，还能不失贞节， 简直将这些男人当成了呆子，这当然是受到了传统文化对 女子贞节格外重视的影响。但金庸却让他笔下高洁纯真的小龙女受到尹志平（甄志丙）的玷 污，这在其他武侠小说中是几乎不可能见到的。在这一点上，金庸无疑超越了其他武侠 作家。只可惜， 他还未能如司马翎一般直接正视女子情欲的自然需求， 从而有更进一层的突破。
（二）“重男轻女”的潜意识
金庸的女性观其实还是传统思想中所谓的“相夫教子”。“相”是协助，既是协助，就绝 非主动追求，尤其是男性最在意的权势与名利， 金庸理想的女性是“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 人”，她的“伟大”是因为她助成了男人的伟大，所以才值得肯定。黄蓉的一切作为都是为 了郭靖；以赵敏的武功、才智、地位，原可做出一番事业，却在钟情于张无忌后，抛弃一切 的尊荣与个人成就，死心塌地地追随张无忌。
金庸的“重男轻女”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不妨以赵敏、郭靖为例略加探讨。张无 忌与赵敏、郭靖与华筝的“异族婚姻”，其实是武侠小说中“正邪恋情”的另一种表现模式， 只是用汉 / 蒙取代了正 / 邪，其间可能牵涉到的问题更为复杂。武侠小说中的正邪恋情可以 通过改邪归正的方式获得圆满的结果，但民族的差异却是无法消泯的，在民族对立严重的情 况下，其冲突显得更为强烈，而从金庸的书写中却可以看出他对男性和女性面临此一问题时的不同处理。金庸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赵敏是自己最偏爱的女性角色。赵敏是蒙古郡主， 肩负笼络、控制中原江湖人士的重任，无论是绿柳庄事件，还是武当山率众侵袭，都展现了 她的能力。但是， 一旦倾心于张无忌，她就宁可舍去一切的尊荣，无怨无悔地追随张无忌。 金庸对赵敏多有回护，不但通过其父、其兄的默许，免除了她可能被加诸的“叛国”罪名， 还使许多读者肯定她的“归化”，从而成为金庸小说中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
郭靖自幼随母亲定居蒙古，与华筝公主青梅竹马，甚至后来订有婚约，成了金刀驸马。 但是，由于汉蒙之间的冲突，郭靖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那就是要不要做驸马，要不要站在 蒙古人的阵营。金庸的处理方式很值得玩味。成吉思汗欲南下破金后灭宋，密写锦囊，言及 如果郭靖配合南侵行动，未来将封其为宋王；如有异心，则必须将郭靖母子铲除。站在蒙古 人的立场， 这安排自是非常合理的， 却使郭靖面临“族类”的选择问题。郭靖是《射雕英雄传》 中绝对的正面人物， 杨康可以卖国求荣， 但郭靖是万万不可如此的， 因为他是为国为民的“侠 之大者”。郭靖的处境有点类似萧峰，但又多了一层感情与婚约的羁绊，他的问题更难处理。 金庸的解决方式是让郭靖坚守大宋臣民的立场，但让其母李萍自杀身死， 以解决“忠孝”之 间的冲突。李萍临死前所说的问心无愧， 当然是强调无愧于宋人。郭靖母亲的自戕等同于郭 靖与蒙古人割袍断义，自此郭靖成为宋人抵抗蒙古的中流砥柱。
金庸在描写赵敏时，显然有意将赵敏可能面临的民族、家庭问题淡化了，赵敏的难题可 借由自己坚定的爱情信念就完满解决，但郭靖则不然。此一差异除了凸显金庸完全站在汉人 的立场考虑、严守民族界线，也透露出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认识。国家大事是一个为国为民 的大侠不可回避的重大责任，但女性就无须承担。赵敏背叛蒙古，会获得众多读者的认同， 但如果郭靖叛国，恐怕就当不成大侠了。
显然， 金庸在社会、国家大事等“大节”的认定上， 对男性有着较高的要求， 社会、国 家是“外事”，女子无须负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女性显然不是“大丈夫”。这当然 限制了女性的聪明、智慧可以派上用场的范围，金庸笔下的“坏”女人为情所困、因家庭变 故而变“坏”者居多，最多只是以“坏”的行为舒泄内心的愤懑，而缺少如其他武侠小说中 野心勃勃、欲与男性争胜的女强人。男主外、女主内，这也正是金庸潜意识中流露出来的传 统观念。
（三）东方不败与周芷若
金庸不自觉地受到传统男性观点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前半是男人、后半是女人的东方不 败以及周芷若来加以说明。
严格来说， 东方不败不能算是“女人”，毕竟生理上他仍是男儿身， 只不过他为了修习《葵 花宝典》中的武功， “引刀自宫” 。但金庸却截然分明地将东方不败“自宫”前后的不同阶 段区分成“男人”与“女人”。东方不败原来只是日月神教风雷堂的一名副香主，在获得任 我行的赏识后，被破格提拔，后来成为光明左使。之后，东方不败显露了其对权势的强烈野 心，任我行开始对他有所忌惮，故意将《葵花宝典》传给他。东方不败依法修炼，武功越来 越高强， 开始在教中任用私人、铲除异己， 更趁着任我行走火入魔之际， 偷袭篡教， 自任教主， 将任我行囚禁于西湖梅庄的水牢。早期的东方不败工于心计、心狠手辣， 但受所修功法的影响， 心性逐渐改变，不但没有诛杀任我行，更对任盈盈百般呵护，奉其为教中圣女。他羡慕任盈 盈天生的女儿之身， 逐渐对权势失去了欲望， 宠爱着男宠杨莲亭， 施脂粉、着彩衣、学绣花， 武功虽是“天下第一”，却已经没有任何争名夺利之心了。他虽居教主之位，实权却掌握于杨莲亭之手，他甚至为了维护杨莲亭，不惜杀害与他情同手足的童百熊。“去势”后的东方不 败，失去了男性生理上雄性、阳刚的特征，转而具有阴性、软弱的特质，更重要的是完全丧失 了对权势的追求欲望。他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完全系于杨莲亭， 最终令狐冲等人能击败东方不败， 关键就在于任盈盈在一旁折磨杨莲亭，扰乱其心智。
《笑傲江湖》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 东方不败、杨莲亭影射的对象其实是呼之欲出的。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即便是如“恒山三定”般位高权重的掌门，都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整 个江湖的动乱几乎全都是由男性掀起风波的。《笑傲江湖》表面上讲的是男性的权势欲望是 世界祸乱之源，但潜藏的意旨却是女子绝对不应该有任何的政治野心。中国古代传统的男性 思维显然在其间起了主导作用，牝鸡司晨、女人祸水的忧惧隐隐贯穿于其中。在此，周芷若 之所以不敌赵敏，而未能获得张无忌最后的青睐，也正源于此。
周芷若无疑是让张无忌又爱又怕的。爱，当然是由于她是张无忌最早结识的女子，不但 共患难，而且即便灭绝师太要周芷若发毒誓非杀张无忌不可，她还是突破种种困难，与张无 忌订有婚约，若非婚礼前夕赵敏前来捣乱，他们早已是夫妻了。周芷若对张无忌的爱绝对是 毋庸置疑的，但为了独占张无忌的爱，她也曾施出各种阴谋诡计，尤其暗害殷离、嫁祸赵敏 一事，凸显其嫉妒之心，而假意亲近宋青书，造成宋青书的背叛，更是让人难以谅解。这种 独占式的爱当然是很容易让男子退避三舍的，如有更好的选择，就难免退却而去。
但是， 真正让张无忌提防的， 恐怕还是周芷若的野心。周芷若肩负着光大峨眉派的重任， 这也是她足以开创的个人事业，她与张无忌的联姻，除了爱情之外， 能获得武当派及明教的 支援，自然也在考虑之中。当周芷若听到韩林儿说“教主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 实在是说到她心坎里了，因此“眉梢眼角间，实是不胜之喜”，但是，在张无忌决绝否定后， 周芷若脸色微变，眼望窗外，说“明教教徒做皇帝，那也不稀奇。当年我爹爹自立为王，倘 若成事，他老人家不就是皇上么”。 这让张无忌感到无比尴尬。此一尴尬，当然是因为察觉 到了周芷若的虚荣及野心，这与赵敏的敝屣尊荣是多么大的差距啊！这段相关的文字在金庸 后来的改版中都被删除了，这也使得新版中的周芷若比旧版的更令人怜惜。金庸之所以将这 段删除，显示了他对女子的企图心，尤其是对女子觊觎名位的忧惧与反对。
（四）金庸对女性的宽容
尽管金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潜意识中的大男子主义，但基本上对女性还是相当爱怜与尊 重的，因此，他笔下的女子鲜少为妖女，即使是与外人通奸、谋杀亲夫的康敏，也不会让她 有过多的淫荡行径，主要归咎于她自负、骄纵的变态心理。
金庸笔下的魔女较多， 但此一 “魔性”与其野心、企图心无关， 而且她们之所以“着魔”， 都有一番辛酸的历史， 尽管在行径上表现得狠绝毒辣，却不是她们本性所致，而是由于外在 环境、经历的刺激。梅超风如果不是被逐出师门，爱侣陈玄风又惨死，也不至于如此狠毒， 而且即便狠毒，她对师门的眷恋也还是令人感动的；李莫愁的由爱生恨、灭绝师太的绝情、 裘千尺的狠毒，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心酸的痛失爱侣或被弃的悲情史；阿紫在尔虞我诈的环境 中成长， 只想到自己， 从未顾及他人， 也不能全然归咎于她。金庸虽不认同这些坏女人的行事， 却详尽描摹了她们之所以“坏”的原因，且不吝从人性的角度肯定她们的若干行为。
这在金庸对李莫愁的描绘中展现得最为明显。李莫愁尽管如此之“坏”，金庸还是从人性的角度为李莫愁留了些余地。她虽痛恨小龙女，却也没有下杀手；她掳劫郭襄后，对襁褓 中的郭襄起了怜爱之心，抚育了她一个月之久， 连黄蓉都顾念着她的这份恩情。李莫愁一生 为情所困， 《神雕侠侣》中最著名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就是先由她的 口中唱出来的，而最后金庸也安排了让她死于“情花”之毒。当李莫愁在临死之际、烈火焚 烧下，犹唱着“问世间情是何物”时，金庸借旁观众人内心的想法写道： “众人心想李莫愁 一生造孽万端， 今日丧命实属死有余辜， 但她也非天生狠恶， 只因误于情障， 以至走入歧途， 愈陷愈深， 终于不可自拔， 思之也是恻然生悯。”①这也无疑可以代表金庸对她的“盖棺论定”。
如果真的要从“坏”或“恶”的角度分析这些坏女人，可能只有叶二娘是真的连起码的 人性都丧失殆尽的。在旧版《天龙八部》中，叶二娘劫掠幼儿，在玩腻后又加以杀害，无疑 是泯灭人性、人神共愤的。但是，金庸不愿意笔下的女人“坏”到这样的地步，因此在修订 版中，将叶二娘屠杀幼儿的行径，修改成“玩上半天，到晚上拿去送给不相识的人家”[6]。 事实上，这样的“曲笔”能否减轻叶二娘的罪孽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原生父母的悲痛、抚养 父母的适任与否、孩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种种不测，又岂是仅仅“未加杀戮”就能一 笔轻轻带过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金庸对“坏”女人的描写相当符合波伏娃所说的， “女人的特性没有 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们是处境的反映” ，但是，如果说这就 代表了金庸进步、超越时代的女性观点，恐怕还要加以审慎看待。因为，如果依照波伏娃的 观点，坏男人未尝不是由于“处境”而导致其“坏”的。以《天龙八部》中最恶名昭彰的“四 大恶人”来说， 段延庆因太子之位为奸臣所篡夺而成为恶人， 即是处境所造成的； “南海鳄神” 岳老三可以说是天性为恶， 但其信守承诺， 其人性也未必是全然泯灭的；倒是云中鹤的好色、 贪财，反而使他虽居“四大恶人”之末，却成为最令读者痛厌的“恶人”，其原因何在？
云中鹤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且几乎纯然是负面人物的角色，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凸显 人性贪婪、险恶的一面，反衬正面人物，且万恶淫为首，故这类人物在武侠小说中几乎不会 有好下场。这也是从男性主观的角度出发的，自古以来，尽管整个社会都因男尊女卑的观念 对女性有重重的限制， 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 男性为强者， 自有保护弱者—女性—的义务， 而武侠小说强调的行侠仗义更普遍地显示为对淫贼的惩戒，因此金庸对其他“三恶”的为恶 心理的形成都会探本溯源，却对云中鹤的为恶心态只字不提，无疑也显露了他对淫罪的深恶 痛绝，因而读者也常认为云中鹤是“四大恶人”中最罪无可赦之人。《笑傲江湖》中同样是 好色贪花的“采花大盗”田伯光，尽管令狐冲与他惺惺相惜，他也还有点英雄气，但无论如 何，就算是田伯光承诺以后绝不再找良家妇女，金庸还是要借不戒大师之手将他的命根子割 除，因为奸淫妇女是“不可不戒”的，这当然也显示了金庸对女性的珍惜与爱护。
同是恶人， 对女性之所以为“恶”，甚至对其他类型的男性恶人， 金庸都会以浓笔加以说解， 但对欺凌女性的云中鹤却是如此不由分说，其意旨何在， 已相当显豁。云中鹤一出场就是好 色、贪财的面目，全书完全不给他表现任何人性之善的机会，他赤裸裸地表态， “我早就想 杀其夫而占其妻，谋其财而居其谷”[8] ，其居心之险恶，作为之令人痛愤，当真是罪无可赦。 但是，他的出身来历究竟如何？金庸显然是故意“留白”了，而正在此一 “留白”中，反而 使我们更能具体掌握金庸对女性的真正观点。

五、结语
历来对金庸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的讨论已经相当多了， 就连对“坏”女人的探讨也不乏其文。 但是，多数研究都只针对金庸正笔描绘的文字展开相关的分析与探讨，这当然是学术研究的 基本功， 且也可以获得相当精彩的研究成果， 不过， 却难免被金庸表面上的文字叙述所拘限， 落了“言筌”，反而未能尽窥其意旨。本文除了以正面的文字叙述为基底外，更着意于金庸 小说中的“留白”，正反相形，隐显互勘，或许能更好地掌握金庸对女性的观点。
武侠小说中格外显著的“大男子沙文主义”是不可讳言的，这当然和作者与读者主要是 男性有关， 创作者不免从男性的角度摹写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很少有作家能够摆脱此局限。 虽然金庸还是无法真正“进步”到被女性主义者认可的程度， 但相较于其他多数武侠作家来说， 也已经是大有突破之处了， 毕竟这也是时代所限， 无须苛求。晚近女性武侠小说作家逐渐增多， 尤其大陆“新武侠”兴起培育了不少优秀的女性作家，期待她们对武侠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有 更适切的描写与定位。

读者认定的金庸小说中的“坏”女人

金庸小说中的坏女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