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版本学（三）

文/ 林保淳

　　 就通俗小说而言，情节（plot）永远是最吸引读者的聚焦点，因此，不但金庸的“十年修订”以此为重心，就是论者也多半集矢於此。金庸改换的情节相当多，倪匡最先提出《倚天屠龙记》中有关“玉面火猴”被删掉一事，继而潘国森、杨兴安也提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多处增删之处，如果花些精力，将金庸新旧版本加以比对，相信一定远比想像中为多。在此，仅取其具代表性的改换部分，略述如下：

（1）删除的情节

　　金庸增删的情节，向来颇为老读者瞩目，其中较重要的有《射雕英雄传》中“蛙蛤大战”、《倚天屠龙记》中“玉面火猴”及《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生母秦南琴。兹简述如下：

【玉面火猴】

　　在《倚天屠龙记》中，诞生於海外绝域冰火岛的张无忌，原本有一玩伴“玉面火猴”，修订本则加以删除。据旧本，“玉面火猴”为张无忌在冰火岛上的童年玩伴，之所以称为“火猴”，是因其“入火不焦”，堪称神物。倪匡对金庸删去此物，大致不满。

【秦南琴与蛙蛤大战】

　　在修订本中，已不见秦南琴的踪影，但在旧本中，秦南琴是杨过的生母，其父秦老汉捕蛇为生，由於县太爷藉口需索毒蛇，强抢此女作抵；郭靖仗义相助，并收服了血鸟。其后，秦南琴为铁掌帮所掳，裘千仞命父女二人驱蛙、蛇、蛤蟆相斗，欲从中习得破解欧阳锋“蛤蟆功”的武学；接着，将她转送给杨康，惨遭污辱，以此怀了杨过。由於删改的幅度甚大，因此旧本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随之简省，其中如秦南琴对郭靖的微妙情愫、秦南琴受辱后的激烈性情（与杨过颇类似）、秦南琴撕毁《武穆遗书》、毒蛇克星“血鸟”、“蛙蛤大战”等，皆完全不见踪影；而为了改穆念慈为杨过生母，也只得将原来殉情杨康的穆念慈，重新还魂。粗略估计之下，相关情节被删除不下於一万五千字。

（2）改换的情节

【小说开场】

　　修订本中，金庸於《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书的开场，均作过大幅度的修订。《碧血剑》原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开场，引出袁承志；修订本则改为以一心向慕中原文化的张朝唐串场。《射雕英雄传》原来仅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诗，点出时代背景的轮廓；修订本则篇幅扩增，以张十五说书，将详细的历史现象及人民观感，一一申说分明。

【韦小宝的武功】

　　说韦小宝是个“武林低手”，相信阅读过修订本《鹿鼎记》的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尚武的江湖世界中，韦小宝不能不会武功；因此，金庸也赋予了他某些“必要”的武功，如打斗危急时，出奇制胜用的“救命六招”（“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脚底抹油功”（“神行百变”），但也不让他专精，仅仅点到为止。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旧本《鹿鼎记》中，韦小宝刚开始时是颇具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架势”的。他不但“肯”虚心学习陈近南所传授的武功，以致武功大有进展；同时天性聪慧精明，海老公所传的“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叶手”，可以“轻易”学会；甚至还安排了一部海老公与《四十二章经》一起收藏的“图经”，韦小宝用陈近南的秘诀导引，“津津有味”地练成了四图，金庸谓韦小宝“无意之间，已将两门截不相同的武功揉合在一起”，“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顺此发展，韦小宝之与其他侠客般，自创绝学，成为“武林高手”，应是可以水到渠成的。可是，后来金庸构想改变，不但以前所学会的初级武功派不上用场，一味死缠烂打，狡狯脱困，连这一“自创武功”图经，也消声匿迹了。其实，据旧本看来，韦小宝未必不懂武功，而是作者金庸“废”了韦小宝武功不但在旧本中半途易辙地“废”，更在修订本中弥补了前后设计不一的缺陷，大力删削，终究形成了武侠小说中唯一不懂武功却能在江湖世界中大放异采的“千古人物”！

【铁胆庄风云】

　　《书剑恩仇录》中，张召重大索铁胆庄，搜出文泰来；陈家洛率群雄兴问罪之师，大闹铁胆庄一段，写得相当精彩，其中尤其是庄主周仲英徘徊於朋友义气及亲情之间的矛盾复杂、辛酸悲痛，更是入木三分，令人荡气回肠。修订本中，文泰来的藏身之所，是张召重以言词相激，周英杰小孩好胜，脱口而出，因而败露；其后，周仲英气怒责子，误抛铁胆，伤其性命。旧本则写张召重以西洋千里镜（望远镜）为饵，步步为诱，终於搜出文泰来；而周仲英在得知情实后，则先命周英杰交待未完的心愿、向母亲叩谢怀养之恩，然后“在周英杰天灵盖上一掌，『噗』的一声，孩子双目突出，顿时气绝”。

【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武学，究竟这十八掌名目为何，讨论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降龙十八掌”之所以吸引读者，不但是因为此武功正气威猛，而且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皆与众所喜爱的洪七公、郭靖、萧峰紧紧系联；更由於其名目取之於《易经》，却模糊笼统，让读者一时无法确定。以“降龙”为名的武功设计，最直接的联想便是与龙有关，金庸於此转化一层，将《易经．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过四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经文补足（有无龙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为如今脍炙人口的武学这是金庸修订本中的构想。不过，旧本原先的设计，是纯粹以“龙”为主的，如“双龙抢珠”（后改“履霜冰至”，且增加一段阐释武学的说明）、“云龙三现”（后改“羝羊触”）、“六龙回旋”（已删）均曾用过；而“神龙摆尾”，原为旧招，却“一气化三清”，分别转成“鸿渐於陆”、“震惊百里”、“神龙摆尾”（此招金庸曾特别说明，其原名为出自《易经．履卦》的“履虎尾”，因嫌其“文诌诌”，故改名如此；但旧本则无，可见金庸重新设计的苦心）三招。换句话说，修订本充实且深化了“降龙十八掌”，使得金庸的武学设计更上一层楼。　　金庸新旧本情节的优劣，论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针对其间单一的情节，更是人各一词。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偏好旧本，如倪匡、潘国森、杨兴安等，皆明白言之，后者甚至认为金庸改得最好的，只有“语嫣”两字。不过，我个人倾向於认同修订本。以“降龙十八掌”的重新设计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在“武学文艺化”上功力，的确是精益求精，造诣非凡的了。同时，在修订本中，金庸重塑韦小宝，使此一机智伶俐、油腔滑调的“不学无术”人物，跳脱了旧有武侠小说的格局，更彰显了此一角色在武侠小说上的独创性。的确，韦小宝以一介市井混混，夤缘庙堂，於江湖、宫廷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纵横得意，无往而不利，真的是个“异数”。宫廷之间，以倾轧斗争、尔虞我诈为能事，韦小宝的机智伶俐，於此场合中可以如鱼得水，这倒不见希奇；而江湖这个“尚武”的世界，韦小宝的“三脚猫”功夫，居然也能折服三山五岳的武林高手，就真的让人意外了。《鹿鼎记》在本质上是武侠小说，但经金庸如此设计，却整个“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体质，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当然，优劣的论评，往往仁智互见，甚难划一，大体上，天机流行、情感自然充沛，为旧本所长；而精密谨严、妥贴稳重，则修订本为优胜，相信是新、旧本公允的评价。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其优与劣，而试探讨一下金庸修订所持的标准。

　　金庸是武坛中第一个严肃面对自己作品的作家，颇有以其作品鸣於世的雄心，因此，在求好心切之下，不满於当时受限於仓促、急迫、间歇时间压力下的连载作品，而欲出之以精密之思，一修再修乃至於三修，是很容易理解的。平心而论，旧本中不乏前后无法贯串的矛盾（如韦小宝的武功），及牵强违理的情节（如周仲英之为友杀子），修订本一一予以更换，自是必要之举，因此，苴补罅漏，当是金庸修订的标准之一。其次，诚如杨兴安所指出，金庸“删笔尺度，务求不致过於神异而求可信性”+；倪匡亦指出，金庸删除“玉面火猴”，是因为“这种灵异的猴子曾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出现过，为了不想落入『俗套』”。所谓的“神异”，当指“蛙蛤大战”、“血鸟”之类的异物异事，熟悉武侠作品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旧派”名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甚至台湾早期的“旧派”如墨馀生《琼海腾蛟》、衡山向梦葵《紫龙佩》等）中的许多神物灵怪，金庸创造这些作品之时，尚颇多沿袭前辈大家之处，居十数年之后，以删削当开新，亦未尝不是金庸精益求精之意，所谓“不落俗套”，正可此角度视之。金庸刻意避免“神异”之处，也可由“蝮蛇宝血”中窥出。郭靖之学“降龙十八掌”，以其驽钝之资质，尽管具有“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的不懈精神，但“降龙十八掌”奥妙不在招式，而是内力，郭靖此时根本未习上乘内功，如何能学成，相信读者不免滋疑。事实上，在旧本中，郭靖误饮“蝮蛇宝血”，内力明显增强，正是为后来习“降龙十八掌”作伏线；但是，类似的情节，几已成为武侠俗套，且未免过於“神异”，因此金庸於修订时大力删削，却忘了予以补救。至於“可信性”，则是金庸整个删削事业中最明显的标准，将於下文论之。（三）历史意识的强调　　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一方面，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显出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如《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三部曲》则从南宋之宋、金对峙，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并起的初期，《碧血剑》写明末流寇倡乱、清人入关，《鹿鼎记》叙康熙一朝盛事，《书剑恩仇录》则述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其中虽然以“虚构”为主，但是正史、野史、轶闻，相互参杂，主脉朗显，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在正文中随处附加了注文、按语和楔子，如《天龙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释名〉，就在解说完《天龙八部》书名之由来后，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确实年代在“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有时候，作者更不惜长篇大论，引述史料，加强其历史真实感，如《鹿鼎记》中有关吴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语方式，增录了《聊斋志异》和《孤》的记载，详述构思过程，并引介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之诗，篇幅长达三千馀字，有如学术论文。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往往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其中尤其是《鹿鼎记》，连金庸自己都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关历史部分的可靠与翔实，甚至也博得了专门史家的赞赏，诚如倪匡所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套句王国维的话，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运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金庸出神入化、虚实相生的笔法，委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意识的增强，是金庸修订本中最明显的企图，事实上，许多情节的易动，也与欲以历史故实增强其可信度、展现金庸的史识有关。众所周知的《射雕英雄传》“张十五说书”一段，金庸虽以“传统小说发源於说书，以说书作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为解，然真正用心，却在藉张十五的说书内容，详细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更重要的，金庸对这段历史的评论毕竟，若真的不忘本源，则“且说”、“话说”等语不必尽删；而张十五以两宋之人，居然会有类似“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的“大逆不道”之语，也未免荒唐。类似的情形，在修订本中俯拾可见，除了在可以寻找到任何历史证据之处，随时以各种夹注说明外，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将具体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旧版原无“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书故事发生於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等语；《碧血剑》中，金庸将原来的引首人物侯朝宗，改换为渤泥国的张朝唐，因而大引史料入文，都是同样情形下的产物。

　　就金庸的小说而言，“历史感”是无论新、旧本皆“一以贯之”的。大体上，旧本的“历史感”，着重於钩勒背景；修订本的“历史感”，则在强调“史识”金庸娴熟书史，既“藉历史写武侠”，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传述信史的过程中，展现他的“史识”。可以如是说，金庸在修订本中表现得最显豁的，就是他的“历史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