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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版本学(三)

文/ 林保淳

   就通俗小说而言,情节(plot)永远是最吸引读者的聚焦点,因此,不但金庸的“十年修订”以此为重心,就是论者也多半集矢於此。金庸改换的情节相当多,倪匡最先提出《倚天屠龙记》中有关“玉面火猴”被删掉一事,继而潘国森、杨兴安也提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多处增删之处,如果花些精力,将金庸新旧版本加以比对,相信一定远比想像中为多。在此,仅取其具代表性的改换部分,略述如下:

(1)删除的情节

  金庸增删的情节,向来颇为老读者瞩目,其中较重要的有《射雕英雄传》中“蛙蛤大战”、《倚天屠龙记》中“玉面火猴”及《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生母秦南琴。兹简述如下:

【玉面火猴】

  在《倚天屠龙记》中,诞生於海外绝域冰火岛的张无忌,原本有一玩伴“玉面火猴”,修订本则加以删除。据旧本,“玉面火猴”为张无忌在冰火岛上的童年玩伴,之所以称为“火猴”,是因其“入火不焦”,堪称神物。倪匡对金庸删去此物,大致不满。

【秦南琴与蛙蛤大战】

  在修订本中,已不见秦南琴的踪影,但在旧本中,秦南琴是杨过的生母,其父秦老汉捕蛇为生,由於县太爷藉口需索毒蛇,强抢此女作抵;郭靖仗义相助,并收服了血鸟。其后,秦南琴为铁掌帮所掳,裘千仞命父女二人驱蛙、蛇、蛤蟆相斗,欲从中习得破解欧阳锋“蛤蟆功”的武学;接着,将她转送给杨康,惨遭污辱,以此怀了杨过。由於删改的幅度甚大,因此旧本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随之简省,其中如秦南琴对郭靖的微妙情愫、秦南琴受辱后的激烈性情(与杨过颇类似)、秦南琴撕毁《武穆遗书》、毒蛇克星“血鸟”、“蛙蛤大战”等,皆完全不见踪影;而为了改穆念慈为杨过生母,也只得将原来殉情杨康的穆念慈,重新还魂。粗略估计之下,相关情节被删除不下於一万五千字。

(2)改换的情节

【小说开场】

  修订本中,金庸於《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书的开场,均作过大幅度的修订。《碧血剑》原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开场,引出袁承志;修订本则改为以一心向慕中原文化的张朝唐串场。《射雕英雄传》原来仅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诗,点出时代背景的轮廓;修订本则篇幅扩增,以张十五说书,将详细的历史现象及人民观感,一一申说分明。

【韦小宝的武功】

  说韦小宝是个“武林低手”,相信阅读过修订本《鹿鼎记》的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尚武的江湖世界中,韦小宝不能不会武功;因此,金庸也赋予了他某些“必要”的武功,如打斗危急时,出奇制胜用的“救命六招”(“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脚底抹油功”(“神行百变”),但也不让他专精,仅仅点到为止。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旧本《鹿鼎记》中,韦小宝刚开始时是颇具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架势”的。他不但“肯”虚心学习陈近南所传授的武功,以致武功大有进展;同时天性聪慧精明,海老公所传的“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叶手”,可以“轻易”学会;甚至还安排了一部海老公与《四十二章经》一起收藏的“图经”,韦小宝用陈近南的秘诀导引,“津津有味”地练成了四图,金庸谓韦小宝“无意之间,已将两门截不相同的武功揉合在一起”,“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顺此发展,韦小宝之与其他侠客般,自创绝学,成为“武林高手”,应是可以水到渠成的。可是,后来金庸构想改变,不但以前所学会的初级武功派不上用场,一味死缠烂打,狡狯脱困,连这一“自创武功”图经,也消声匿迹了。其实,据旧本看来,韦小宝未必不懂武功,而是作者金庸“废”了韦小宝武功不但在旧本中半途易辙地“废”,更在修订本中弥补了前后设计不一的缺陷,大力删削,终究形成了武侠小说中唯一不懂武功却能在江湖世界中大放异采的“千古人物”!

【铁胆庄风云】

  《书剑恩仇录》中,张召重大索铁胆庄,搜出文泰来;陈家洛率群雄兴问罪之师,大闹铁胆庄一段,写得相当精彩,其中尤其是庄主周仲英徘徊於朋友义气及亲情之间的矛盾复杂、辛酸悲痛,更是入木三分,令人荡气回肠。修订本中,文泰来的藏身之所,是张召重以言词相激,周英杰小孩好胜,脱口而出,因而败露;其后,周仲英气怒责子,误抛铁胆,伤其性命。旧本则写张召重以西洋千里镜(望远镜)为饵,步步为诱,终於搜出文泰来;而周仲英在得知情实后,则先命周英杰交待未完的心愿、向母亲叩谢怀养之恩,然后“在周英杰天灵盖上一掌,『噗』的一声,孩子双目突出,顿时气绝”。

【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武学,究竟这十八掌名目为何,讨论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降龙十八掌”之所以吸引读者,不但是因为此武功正气威猛,而且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皆与众所喜爱的洪七公、郭靖、萧峰紧紧系联;更由於其名目取之於《易经》,却模糊笼统,让读者一时无法确定。以“降龙”为名的武功设计,最直接的联想便是与龙有关,金庸於此转化一层,将《易经.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过四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经文补足(有无龙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为如今脍炙人口的武学这是金庸修订本中的构想。不过,旧本原先的设计,是纯粹以“龙”为主的,如“双龙抢珠”(后改“履霜冰至”,且增加一段阐释武学的说明)、“云龙三现”(后改“羝羊触”)、“六龙回旋”(已删)均曾用过;而“神龙摆尾”,原为旧招,却“一气化三清”,分别转成“鸿渐於陆”、“震惊百里”、“神龙摆尾”(此招金庸曾特别说明,其原名为出自《易经.履卦》的“履虎尾”,因嫌其“文诌诌”,故改名如此;但旧本则无,可见金庸重新设计的苦心)三招。换句话说,修订本充实且深化了“降龙十八掌”,使得金庸的武学设计更上一层楼。  金庸新旧本情节的优劣,论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针对其间单一的情节,更是人各一词。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偏好旧本,如倪匡、潘国森、杨兴安等,皆明白言之,后者甚至认为金庸改得最好的,只有“语嫣”两字。不过,我个人倾向於认同修订本。以“降龙十八掌”的重新设计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在“武学文艺化”上功力,的确是精益求精,造诣非凡的了。同时,在修订本中,金庸重塑韦小宝,使此一机智伶俐、油腔滑调的“不学无术”人物,跳脱了旧有武侠小说的格局,更彰显了此一角色在武侠小说上的独创性。的确,韦小宝以一介市井混混,夤缘庙堂,於江湖、宫廷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纵横得意,无往而不利,真的是个“异数”。宫廷之间,以倾轧斗争、尔虞我诈为能事,韦小宝的机智伶俐,於此场合中可以如鱼得水,这倒不见希奇;而江湖这个“尚武”的世界,韦小宝的“三脚猫”功夫,居然也能折服三山五岳的武林高手,就真的让人意外了。《鹿鼎记》在本质上是武侠小说,但经金庸如此设计,却整个“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体质,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当然,优劣的论评,往往仁智互见,甚难划一,大体上,天机流行、情感自然充沛,为旧本所长;而精密谨严、妥贴稳重,则修订本为优胜,相信是新、旧本公允的评价。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其优与劣,而试探讨一下金庸修订所持的标准。

  金庸是武坛中第一个严肃面对自己作品的作家,颇有以其作品鸣於世的雄心,因此,在求好心切之下,不满於当时受限於仓促、急迫、间歇时间压力下的连载作品,而欲出之以精密之思,一修再修乃至於三修,是很容易理解的。平心而论,旧本中不乏前后无法贯串的矛盾(如韦小宝的武功),及牵强违理的情节(如周仲英之为友杀子),修订本一一予以更换,自是必要之举,因此,苴补罅漏,当是金庸修订的标准之一。其次,诚如杨兴安所指出,金庸“删笔尺度,务求不致过於神异而求可信性”+;倪匡亦指出,金庸删除“玉面火猴”,是因为“这种灵异的猴子曾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出现过,为了不想落入『俗套』”。所谓的“神异”,当指“蛙蛤大战”、“血鸟”之类的异物异事,熟悉武侠作品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旧派”名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甚至台湾早期的“旧派”如墨馀生《琼海腾蛟》、衡山向梦葵《紫龙佩》等)中的许多神物灵怪,金庸创造这些作品之时,尚颇多沿袭前辈大家之处,居十数年之后,以删削当开新,亦未尝不是金庸精益求精之意,所谓“不落俗套”,正可此角度视之。金庸刻意避免“神异”之处,也可由“蝮蛇宝血”中窥出。郭靖之学“降龙十八掌”,以其驽钝之资质,尽管具有“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的不懈精神,但“降龙十八掌”奥妙不在招式,而是内力,郭靖此时根本未习上乘内功,如何能学成,相信读者不免滋疑。事实上,在旧本中,郭靖误饮“蝮蛇宝血”,内力明显增强,正是为后来习“降龙十八掌”作伏线;但是,类似的情节,几已成为武侠俗套,且未免过於“神异”,因此金庸於修订时大力删削,却忘了予以补救。至於“可信性”,则是金庸整个删削事业中最明显的标准,将於下文论之。(三)历史意识的强调  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一方面,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显出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如《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三部曲》则从南宋之宋、金对峙,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并起的初期,《碧血剑》写明末流寇倡乱、清人入关,《鹿鼎记》叙康熙一朝盛事,《书剑恩仇录》则述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其中虽然以“虚构”为主,但是正史、野史、轶闻,相互参杂,主脉朗显,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在正文中随处附加了注文、按语和楔子,如《天龙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释名〉,就在解说完《天龙八部》书名之由来后,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确实年代在“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有时候,作者更不惜长篇大论,引述史料,加强其历史真实感,如《鹿鼎记》中有关吴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语方式,增录了《聊斋志异》和《孤》的记载,详述构思过程,并引介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之诗,篇幅长达三千馀字,有如学术论文。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往往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其中尤其是《鹿鼎记》,连金庸自己都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关历史部分的可靠与翔实,甚至也博得了专门史家的赞赏,诚如倪匡所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套句王国维的话,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运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金庸出神入化、虚实相生的笔法,委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意识的增强,是金庸修订本中最明显的企图,事实上,许多情节的易动,也与欲以历史故实增强其可信度、展现金庸的史识有关。众所周知的《射雕英雄传》“张十五说书”一段,金庸虽以“传统小说发源於说书,以说书作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为解,然真正用心,却在藉张十五的说书内容,详细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更重要的,金庸对这段历史的评论毕竟,若真的不忘本源,则“且说”、“话说”等语不必尽删;而张十五以两宋之人,居然会有类似“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的“大逆不道”之语,也未免荒唐。类似的情形,在修订本中俯拾可见,除了在可以寻找到任何历史证据之处,随时以各种夹注说明外,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将具体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旧版原无“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书故事发生於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等语;《碧血剑》中,金庸将原来的引首人物侯朝宗,改换为渤泥国的张朝唐,因而大引史料入文,都是同样情形下的产物。

  就金庸的小说而言,“历史感”是无论新、旧本皆“一以贯之”的。大体上,旧本的“历史感”,着重於钩勒背景;修订本的“历史感”,则在强调“史识”金庸娴熟书史,既“藉历史写武侠”,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传述信史的过程中,展现他的“史识”。可以如是说,金庸在修订本中表现得最显豁的,就是他的“历史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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