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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与金庸的“武侠”世界

文/王焱

1966年4月,金庸应邀在香港《海光文艺》刊发了《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目的是为了回应《海光文艺》在同年1月刊发的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

可以说,《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是一篇专门针对金庸、梁羽生二人的小说质量,以及对二人小说的创作风格、价值走向进行专业剖析的评论文章,并不乏一定见解。

而彼时的梁羽生和金庸,正凭借新派武侠小说引领风潮,在社会各个阶层,以及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都享有盛誉,其二人当时风头之猛,名气之盛,一时无两。在这样的时间段里,敢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对金庸梁羽生小说的缺点不足,言之有据的进行“批评”,且不怕在下班路上被金迷们套麻袋胖揍,文章作者不管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魄力,还是在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独到见解和剖析能力,都可以充分断定,文章作者绝非是只会夸夸其谈的泛泛之辈。

那么写下这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到底是何许人也?

此人名叫:佟硕之。

佟硕之?佟硕之又是谁呢?

一、由隐名开始的笔战

2005年,梁羽生在香港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静采访时回忆说:“1966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让我写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后来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

是的,你没看错,我也没说错,佟硕之就是梁羽生。

梁羽生其人,不只是写武侠小说的大家,在评论武侠小说方面,那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家。毕竟人家是熟读还珠楼主、宫白羽的武侠铁粉,又是《大公报》记者出身,可谓是既吃过猪肉,又见过猪跑的,就写武侠小说评论这样的小事,对梁羽生而言,那自然是不在话下。且看看梁羽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是如何评价自己和金庸的,原文摘录如下: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以上观点至今仍响。尤其是文章开头就点出的“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一句,可谓一针见血。但就文章整体而言,明显对金庸有很大针对性。尤其在“思想立场,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而且文章中对金庸小说里存在的一些“不妥当”问题,如《天龙八部》里段誉和木婉清的感情纠葛、《神雕侠侣》里尹志平强奸小龙女一事、《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性格大转变、《雪山飞狐》中胡斐和苗人凤初次见面的时间等情节,也都是做了大幅度“批评指责”的。尤其是对《射雕英雄传》中出现的才女黄蓉“宋人唱元曲”一段,很是不以为然。

这篇评论的发表,尤其是在金庸“接招”刊发了《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后,这场充满了“火药味”的“大PK”,也间接引发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们在茶余饭后对于“金梁二人关系到底如何”的话题研究。而引发金梁“PK”的话题源头,还得从他们创作武侠小说说起。

二、较量在金庸同意救场的那刻开始

1954年年初,香港太极门和白鹤门因门户之见发生纷争,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两派先是在报纸上唇枪舌战,互相攻击,吹嘘自家功夫如何了得,秒杀对方不在话下之类的言辞,互不相让,以致怨愤难消。两派门人顿时剑拔弩张,做好了随时跟对方玩命的准备。最后,白鹤门掌门陈克夫向太极门掌门吴公仪下战书挑战,双方决定通过比武的方式了断恩怨。于是两派便签下了一张“各安天命”的生死状,决定由两派掌门人比武打擂,一决雌雄。这情节跟电影《叶问·终极一战》有点相似。

自小就喜好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对此事亦是兴趣十足,经常和金庸等一干同事就白鹤门和太极门比武打擂一事发表观点和看法。

当时,太极门和白鹤门两派比武打擂的消息在香港一经传开后,那是直接炸了锅,事态立时激起了市民们的兴趣。一时间,关于太极、白鹤比武的话题引来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因为当时香港法例禁止比武打擂这样的江湖陋习,于是两位掌门便将比武打擂的地点选在了澳门。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场大张旗鼓宣传了数月,开打不足五分钟的擂台比武,最终以白鹤门掌门陈克夫被太极门掌门吴公仪迎面一拳揍的鼻血四溅而告结。

介于香港市民阶层对此次比武事件的高度关注,当时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原名叫罗承勋,是香港的老报人。曾任香港《大公报》属下《新晚报》总编辑,是金庸梁羽生二人在《新晚报》上班时的顶头上司。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毫无疑问,罗孚就是金庸和梁羽生的伯乐)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纸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

事实证明,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基本上都不会打没把握的仗,罗孚也不例外。放言要在报纸上刊登精彩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的他,在报纸上预告前就已经选中了挑大梁者,此人便是梁羽生。选梁羽生的理由也很简单,梁羽生是个武侠小说迷,平日里又酷爱和人交流读武侠小说的心得,又嗜读宫白羽、还珠楼主的作品,选他执笔,再是恰当不过了。只是彼时的梁羽生,对于写武侠小说,他的内心是拒绝的。怎奈胳膊拧不过大腿,架不住总编辑罗孚劝说的梁羽生,最终还是答应执笔创作。

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首次以“梁羽生”为笔名在《新晚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自此“梁羽生”这个名字进入大众视野,为世人所熟知。这一年,梁羽生30岁。也是凭借《龙虎斗京华》,梁羽生成为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

1955年2月初,与罗孚协议最多只写半年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在更新完自己的第二部作品《草莽龙蛇传》后,因事搁笔,暂停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急需找人填坑补提梁羽生接着写武侠小说的罗孚,第一时间便将目光落在了梁羽生的同事,金庸身上。罗孚选金庸救场的理由也很简单,金庸跟梁羽生极像,也是个武侠小说迷,平日里和梁羽生谈论武侠小说谈得最欢、最带劲的,便是金庸,这时候不选金庸选谁?于是乎,金庸就这样在几乎没做好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便仓促出山了,并首次以“金庸”为笔名拟写了自己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而后,金庸又接连创作了《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两部小说。而《射雕英雄传》的问世也真正奠定了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界的盟主地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其名气也一度超过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梁羽生。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同行是冤家。金庸与梁羽生这对同事兼好朋友,因为创作武侠小说的缘故,关系逐渐陷入僵局,愈来愈不对付。而这个结果几乎在他们执笔创作武侠小说时就已经注定,相同事物必然逃不开相比较的宿命,这种宿命结局的造就,既离不开外界的推动,也与事物本身息息相关。《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就曾透露说:“梁羽生、金庸表面关系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毕竟金庸名满天下。实际上他又去跟金庸相比。”

三、金梁都曾公开评论过对方

我们常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就没有距离。世间事物大致如此,少有跳出这个圈子的,因为一旦有了比较,就会无形中存在较量成分。身为“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的梁羽生与身为“武侠小说宗师”的金庸也不例外。

梁羽生曾真挚的评价说:“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写武侠,写得更好的人。”尤其在1994年的雪梨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梁羽生就曾公开发言:“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评价都是梁羽生在很认真的将自己和金庸相比较后得出来的。由此可见,梁羽生确实有过拿自己去跟金庸相比。而金庸也不例外,二人都曾就对方的“硬伤”作过评论。

梁羽生评论金庸小说“社会价值”走向有问题,正邪不分、是非混淆,甚至 “敌我观念模糊”。 对于自己和金庸在人物塑造上的区别,梁羽生是这样说的:“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么样写,都不够金庸那么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

金庸则就梁羽生小说人物塑造上正邪过于分明,大侠过于模式化的“革命史观”曾评论说:“梁羽生写东西喜欢讲求历史根据,正邪分明。不像我,脱离历史,不规矩。我的历史功底不如他,但是写得好看。”又说:“我写武侠小说,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绝不像梁羽生兄那样具有严肃的目的”。并一再声称自己只是个“讲故事的人”,梁羽生却是一位“文艺工作者”,自己只求把故事讲的生动热闹,梁羽生却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

四、金梁在小说的世界里交锋

在小说创作上,金梁二人曾有过几次交锋。

一次是梁羽生对金庸“胡乱窜改历史”的写作手法不大认可,曾做过“含沙射影”的批评。我们都知道金庸的处女作是《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写于1955年。小说中,金庸将福康安写成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对于这种说法,梁羽生就很不认可,他在1959年(此时距离梁羽生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还有7年)创作《冰川天女传》时,便借小说反驳说:“福大帅即福康安,有人说他是乾隆的私生子,事属无稽。难以置信。”

二是在人物角色设置上的比较,如同名同姓的人物晦明、彭莹玉。此二人在梁羽生小说里皆是大英雄,大豪杰,到了金庸小说里则成了小角色,不入流,甚至是小混混身份。一起来看看金梁小说中同名同姓人物的区别比较。

比较1、晦明

梁羽生小说里的晦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此人曾先后出场于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白发魔女传》三部作品,俗家名字叫岳鸣珂,享有“海内第一剑法名家”的美誉,系“白马书生”张丹枫的徒孙,天山派祖师霍天都的弟子,“白发魔女”练霓裳的师兄,武当掌门卓一航的好友。对于岳鸣珂,想来大家并不陌生。在梁羽生小说中,岳鸣珂成就之高,仅次于张丹枫。后来,岳鸣珂因感情原因出家为僧,成为天山派北支的创始人。《七剑下天山》里的“七剑”,即杨云聪、楚昭南、凌未风等人全是晦明和尚岳鸣珂的弟子。可想而知,岳鸣珂在梁羽生小说中的地位何等尊崇。

金庸小说里的晦明,却是一个小流氓,小混混,此人是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就拿岳鸣珂和韦小宝二人的成就而言,韦小宝跟岳鸣珂可相差甚远,实在难以同日而语。那么到底是不是金庸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参考物是金梁二人小说的创作时间。

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白发魔女传》三部小说创作于1956至1958年,金庸的《鹿鼎记》创作于1969至1972年,中间隔了10年,难道这10年来金庸真就没读过梁羽生的小说?不知道梁羽生小说里有“晦明”这么一号人物?须知《七剑下天山》和《白发魔女传》可是梁羽生的代表作品。如果金庸明知道梁羽生的小说里有晦明这么一号牛掰人物,却还是不管不顾的反其道而行之,这个可就耐人寻味了。

比较2、彭莹玉

梁羽生的小说里,彭莹玉的武学造诣可是堪比金庸小说里的王重阳、张三丰、风清扬等人的,而且彭莹玉地位尊崇,是朱元璋、张士诚、毕凌虚的师父。《萍踪侠影录》的男主人公,也就是梁羽生笔下的第一号人物张丹枫,就是因为捡到了彭莹玉的秘籍《玄功要诀》,才炼成了神功。

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彭莹玉只是明教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武功处于中上水平,而且还被丁敏君那样的货色刺瞎了一只眼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还是金梁二人小说的创作时间问题,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写于1959至1960年,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写于1961年。需要申明的是,《萍踪侠影录》是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金庸不可能不知道,那么金庸当时有没有读过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呢?如果读过,断然不可能不知道张丹枫学习过彭莹玉的武功秘籍练成神功的事情,就像读过金庸《射雕英雄传》的人,断然不会不知道郭靖跟着周伯通背诵《九阴真经》的事,如果金庸读过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那么他这样安排的用意何在?莫不是为了“报复”梁羽生在小说《江湖三女侠》里“调侃”过他祖上查嗣庭一事?

我们都知道,金庸本名叫查良镛,是浙江海宁人。值得一提的是,海宁查家可是典型的江南名门望族,享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康熙大帝下江南时,曾为查家宗祠题字:“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金庸的祖上查继佐、查慎行、查嗣庭都是当时的文坛名宿。而金庸在写《鹿鼎记》时,特意将祖先继佐作为“反清复明”的义士,在小说中多次亮相。

我们都知道,梁羽生先生的历史水平可是极高的,以他的学识成就,以他和金庸之间的私人关系,他绝对不可能不知道查嗣庭是金庸祖上的事,但在小说《江湖三女侠》中,他却借吕四娘之口说“查嗣庭是个利禄熏心的家伙” “效忠朝廷的人” 等等,其用意可就值得细细推敲了。

摘录梁羽生《江湖三女侠》中描写金庸祖先查嗣庭的几句原文,大家自己读着感受一下:

甘凤池想了一想,明白了吕四娘的意思,道:“……查嗣庭的名字你听过么?”

吕四娘道:“查嗣庭是浙江人……但却是个利禄熏心的家伙……”

吕四娘笑道:“连查嗣庭这样的效忠朝廷的人也不能保全首级么?” (请注意“效忠朝廷”四个字,在梁羽生的小说里,效忠清廷的,基本上都是鹰犬走狗)

……

吕四娘点了点头,甘凤池道:“……查嗣庭吓出病来,死在狱中,仍受戳尸袅示之刑,你说惨不惨。”

五、约棋不成终为憾

因为思想立场问题,金庸和梁羽生不光是在小说创作上“较劲”,在政治上,二人也处于“对立状态”,金庸坚持中立,“不左不右”;梁羽生却经常被打成左派,为此曾被金庸的老朋友倪匡攻击过。而倪匡不仅是金庸的好友,更是古龙的知己,曾和古龙、三毛二人定有死生契约。江湖传言,古龙是在倪匡的引荐下认识梁羽生的。大概情形如下:

据说梁羽生当时是在香港中环威灵顿街上一家名叫“镛记酒家”的小餐馆里做东请古龙吃饭喝酒的。席间梁羽生还亲自为古龙把盏敬酒。古龙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出了名的能喝,成龙年轻时为了得到古龙剧本里的角色,曾陪古龙喝过酒,吐的前胸贴后背。可惜古龙最终还是嫌弃成龙鼻子大,眼睛小,演不了他剧本里的人物,没能满足成龙心愿,把成龙打击的那叫一个伤心,据说成龙当时跑到洗手间里头痛哭了一场。

关于梁羽生和古龙“见面会晤”的资料见《“文坛大侠”风云录:梁羽生与古龙》,也有人认为这段资料是杜撰的,事实上梁羽生与古龙并无见面的记载。但总之,古龙对梁羽生本人还是十分尊敬的。后来,金庸与梁羽生“PK”较量时,古龙在台湾专门派了徒弟前去香港调解。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病逝,享年85岁。在他的葬礼上,金庸献上了“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的挽联,并自称“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就在2009年年初,生命已经接近尽头的梁羽生在给老朋友金庸打电话时,还不忘约金庸下棋,并说:“你(金庸)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遗憾的是就在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先生因病在悉尼去世,他终究还是没能在临终前再与金庸对弈一局。大概在天堂相见的那一刻,他们二人也许会“相逢一笑泯恩仇”,像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时那样,兴致盎然的对弈一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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