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文化意义

文/绝迹的孤独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行孤诣的梳理和显扬．另外形式上成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以传奇表现传统；其二：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部切入．金庸小说在艺术形式上表现的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的特点与其阐扬传统文化的宗旨和谐统一起来，应当说是创造了一种小说的现代民族意识．

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

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而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结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桃园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是手段，两者在行爲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金庸小说绝没有宣扬武力，也没有表现出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倾向，而是从武德的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做深刻的阐释。在金庸小说中，武德的高尚和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把武德分爲社会道德和文化道德两个方面，作爲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比如说郭靖，乔峰和欧阳峰丁春秋。作爲文化道德的武德实质是对待文化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正派武功在文化背景上符合儒家，道家乃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社会伦理道德个人性的基本要求。而邪派武功则破坏人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人生准则。

金庸小说把历史上具有一定道德色彩的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和道德观念的符号，把儒家，道家乃至诸之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超越了伦理说教和道德劝化的层次。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武功绝对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的，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大致可以分爲三类:民间侠，儒侠，道侠。民间侠的代表是乔峰他具有了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机困的优良质量，也具有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看似粗莽大汉，实是宅心仁厚，极富怜悯情怀。他的身世及结局尤爲特殊，由他的身上让人想到”野蛮人”与满口仁义的相比，哪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辨到底是对是错?他这一朴素的民间大侠的形象显示出永恒性，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

儒侠的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性格，作爲和结局使他成爲”爲国爲民”的侠之大者，更趋近于民族英雄和道德楷模，他的远大理想和大侠品格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道侠的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爲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

应该说这三个人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来哦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到了深刻的文化的真实。

传奇与传统：亦奇亦史，亦真亦幻的和谐统一

金庸小说最大的突破还是在于创造了融历史与传奇，再借传奇表现传统的具有史诗意味的小说样式。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不论是他的行为还是华山之下的冥思苦想以及他同成吉思汗的辩论都一致表明了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思想；《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企望以死俩消除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虽不打破书生难成大事的历史定律，但他的失败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鹿鼎记〉中的陈近南以侠客的身份无实现社会理想；〈碧血剑〉中的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与玄寂；〈啸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与任盈盈“曲终人不见”；〈连城决〉中的狄云与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曲。他们的愿望都是要除尽天下不平，解民倒悬，建立一个德化纯美的桃园世界。作为历史的真实，他们的目的是大不到的，作为文化的真实，他们的行动和理想却是永远磨不灭的价值意义。

文化形态的侠客是由文人创造出来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园，“书剑”飘零是一个有着恒久魅力的文化意向，有书无剑，太过文弱；有剑无书，又失之粗莽；书剑相配，才显得刚柔并济，文武两全，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

《天龙八部》是一部极富宗教情怀的杰作，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无人不冤，有皆情孽的非人世界，人与人之间，正教与邪教之间，武林门派之间，国家民族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乃至已经消灭的朝代与现实之间都充满着怨恨，而这些又无始无终，无因无由。〈天龙八部〉把儒家的“爱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释家的“破孽化痴”的感悟融为一体，由此指向了反对“异化”和匡扶人性的主题，而〈鹿鼎记〉又实了积处，它是表现小农意识，流氓意识，市井民俗等社会心理和俗文化意识的百科全书。通过韦小宝把上层与下层、最严肃的使命和滑稽无赖的行经，庄严事业与歪打正着的儿戏，正统英雄与传统小丑联系在一起，与阿Q有相似之处。鲁迅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小农意识是怎样阻碍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金庸则侧重考察小农意识在封建社会处于怎样的一种如鱼得水的存在状态。小说从整体上表现出反文化倾向，反英雄倾向和生殖至上的信念，都是民族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