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金庸随笔之《鹿鼎记》

文/和运超

《鹿鼎记》是金庸最后完成的一部小说，小说开始于1969年，完成在1972年。

如果非要扯到文学殿堂的高度上来，其实这部小说的成绩也不能说多么杰出的（盲目的吹捧者当然很多，孔庆东，严家炎，陈墨等人就不说了，甚至吴炫这样不是研究通俗文学的的教授也是《鹿鼎记》的狂热爱好者），但在金庸自己的范畴里，《鹿鼎记》位列前茅却绝不过分。尽管在许多有关金庸作品的评论专著及文章中，都给《鹿》异常高的评价。尤其作者的好友倪匡更称《鹿》为“古今中外的第一好小说。”实在要怀疑一下说这话的人是如何衡量小说的审美的。

说《鹿》的进步意义，其实在于一反金庸长久以来的写作观念，作了一些思想上更深层次的表现，用“反武侠”的新面目出现在读者眼前。这一点肯是《鹿》有价值的地方，金大侠不光作了一次大胆的自我否定，更是一次勇敢的飞跃。这种感觉说夸张一点，就像张艺谋大胆的让江湖中人和秦始皇站在一起当“英雄”一样。
《鹿》中武功已经成为武侠的末节。主人公“天下第一小滑头”韦小宝的传奇经历中，没有依靠过什么武艺，他从来就懒得学任何东西。而他引以为荣的擒鳌拜、灭神龙岛等“重大事件”，都不仰仗高深精妙的什么拳、什么腿。这样的题材放在武侠小说里，展示的面貌与其说是叛逆不如说是讽刺。但是在《鹿鼎记》成形的过程中，不是一来就这样的，金庸最初还是计划韦小宝成为一个武林高手，尤其陈近南的“凝血神抓”传给韦大弟子，但是后来韦小宝的练功之路给终结了，金庸改变了写作思路，只让他学会了“神行百变”逃命功夫和何铁手的机关。
我看金庸随笔之《鹿鼎记》

金庸值得夸耀地说《鹿》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写出了历史小说的感觉。韦小宝与少年康熙皇帝打出来的诚挚友谊，使皇宫大院中讳莫如深的情节，变得极有人情味。金庸真正的民族观念也是在《鹿》里完成的，小说写出了作者对明、清二朝的认识和看法。甚至于金庸抱有清朝对中国人远远好过明朝的个人幻觉。
因此，康熙这位极具大智与大勇的皇帝被作者塑造的非常光明，这固然也就成了《鹿》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因为，在操纵故事的进展上，康熙不知不觉更像小说的主角和灵魂，韦小宝不过是他的棋子儿（书里说“替身”）。什么擒鳌拜、杀吴三桂、平定台湾等等都是在康熙精心的策划下一步一步达到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时候，武侠的成就依靠的是“智”而不再是“武”。

尽管书中的武林人物整天嚷着要杀吴三桂这个断送江山的大汉奸，天地会与沐王府更因此矛盾很深（也有拥立“唐王”、“桂王”的原因），来自台湾的郑克爽更搞了一个如同儿戏一般的“杀龟大会”，实在显出武林人士的“末世豪情”。金庸是通过很鲜明的对比手法，自然地衬托出康熙这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武和大侠。连陈近南到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康熙是一位杰出的有才能的君主，韦小宝更是坦白说自己是美猴王的话，康熙便会是如来佛。这一点刚好反映了《鹿》里的一大主题。

尽管作者的思想完全变味了，可书里还是着力描绘了陈近南、九难与归辛树等几位悲剧色彩很重的侠士形象。
九难其实是在《笑傲江湖》的基础上，继续以一个“隐者”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前明的公主，她无奈的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陈近南一生热衷“复明”大业的赤胆忠心，和他早生华发一事无成的结局，是多么的不相称，多么让人同情！这种无奈所依附的命运的失败者形象，的确很有感染力。不过真正的悲剧在于陈近南大半辈子的奔走都做的是些无聊的举动，最典型的一幕就是为什么韦小宝会成为他的徒弟？他竟然盲目相信前任青木堂老大留下的遗言，谁杀了鳌拜报了大仇，谁就接他的位子，一点也不考察韦小宝的为人和办事能力（当然是金庸有意让韦小宝处处好运），但重要的是陈近南的方面。
尤其深刻的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武林领袖竟会不幸的死在郑克爽这样一个霄小的手上！这最后就成了天大的讽刺。如果放回人物的角度看，郑克爽还正是作为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卖命”的主子！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同样，再看归辛树夫妇，号称“神拳无敌”，英雄一世，最后被韦小宝这样一个江湖滑头所误，惨死在金銮殿上。这些武功高强的佼佼者，却在人生无常的命运大轮下什么名号和技艺都被压了个粉碎，来意活命和成名的神功在这里竟然不堪一击。

再看韦小宝这个主角，他是作者所极力刻画的人物。在他身上的确可以找到我们民族的一些共鸣之处（和阿Q一样主要的都是弱点），但像浮滑轻佻、好逸恶劳等还只是次要的，真正突出的是他心中没有了正与邪的区分，行事只求目的，不计手段。对九难、陈近南等人都企图算计，任何时候都先想到自己，韦小宝当然不再是侠士，他只是一个活生生的凡人。书中还出乎意料的为韦小宝安排了七个老婆（新版似乎也没怎么改）。
在金庸的作品里命最好的就属他了，不仅七个老婆都如花似玉，而且韦小宝还财运滚滚，钱积如山。金庸曾透露自己在这个结局上有问题，一度想让韦小宝的结局发生转变。虽然这是他更为成熟的表现，但似乎会明显削弱韦小宝漫画一般的形象。最终也没发生什么重要的变化。

有了前面的论述似乎可以看到，《鹿鼎记》的思想应该是较为突出和独特的。诚然，在很大程度上，《鹿》描绘出了一幅较《笑》更为细致和贴切的社会画卷。许多人都将《鹿》与《堂吉诃德》、《阿Q正传》相联系，其实那只是形式上的，也很粗浅地。因为扯上这些名著，就要探讨很多附加的文学理论，手法和目的等等问题。金庸独特的本领只是在于灵活的语言，他个人的立意根本不能扭转韦小宝武侠另类分子的定位，如果硬要变身一部“历史小说”来对待《鹿鼎记》，那么，金庸滑稽的历史观念就很可能会影响这部小说的成就。

不难看出，金庸的确从真正文学名著中汲取了一些写作上、思想上的长处，但在内涵与思想方面，还差之甚远。

首先，韦小宝远比不上阿Q有深度有震撼力（根本不需要废话）。也尽管在陈近南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武侠的“尽头”。可韦小宝这样一个人存在于历史洪流中说明了什么呢？是那种历史环境下的“传奇人物”吗？是武林社会里的“幸运儿”？还是他也想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镜子？

他的确是太幸运了，简直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从韦小宝“集大成”的人物的性格方面说，他似乎应该可以表现出一种更发人深省的思想深度，以这样看来，《鹿》对韦小宝的人生结局是相当不够的，金庸小说里太多“浪漫”的“归隐”了。但是金庸如果改变《鹿》的结局仅仅是去掉几个女人，显然根本不明白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的意义，讽刺或者批判都不是韦小宝所能承载的，因为那些价值都是研究者添加的光环。

韦小宝与七个老婆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描写，只有双儿与阿珂写的有点意义（这一层陈墨分析得很好，韦小宝对阿珂追求几乎是一个十足恶棍的脸孔）。像苏荃和曾柔等人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只有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而建宁公主更是莫名其妙，可能纯粹是为了娱乐而产生的人物，若扯到对宫廷的讽刺，绝对是牵强的。 这些部分对《鹿》的成就显然大大有损。小说大体保持了一种对武侠小说旧面貌的突破，同时，它身上又具有一些历史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影子，给了不少新鲜感，但突破的不很理想。如同金庸最开始的《书剑恩仇录》一样，它们的成就应远不止此的，可都未能做到，只能说遗憾。

《鹿鼎记》为什么会成为金庸的封闭之作，这是很少认真分析的。
金庸的观念为什么会导致他不再写小说也是很少被大家注意的地方。金庸最渴望被认同的，也许不是一个韦小宝，而是他的历史观。书中历史观建立在康熙王朝的成就上，让它相比明朝的混乱感到了无穷的希望，这其实只能是一种可能背景。韦小宝的一生的华丽作为不过是作者虚构的传奇。
就像我曾经提到过，中国文化下的大背景，韦小宝存在的世界可以容纳的利己主义和小义气(大义气他显然做不到)不是无条件的。他高明的“泥水匠”本领终将让他付出代价，韦小宝这个人物有多少真实多少可爱都不成为一个重点，他的成绩在于金庸对这部小说的定位，而且韦小宝那种市井习气混迹在武侠世界和宫闱朝廷的确是从前的武侠小说的所没有的，这应该是一次唯一的塑造。

在康熙的时代韦小宝可以逃到哪里？为什么金庸会从一开始对反清复明人物的认同，到最后变成讽刺反清复明分子？为什么金庸如此矛盾？对英雄的史可法、郑成功是褒扬，但对吕留良、顾炎武、黄宗羲又有讽刺，因为最后甚至这些大学者居然想让韦小宝当皇帝！连不学无术的韦小宝自己都很有自知之明，而这些反清复明的大学者居然如此滑稽？为什么金庸会这样？

在康熙身上体现的是金庸的褒扬，同时书中对其余清朝官员做了主观的贬抑，比如多隆，明珠甚至施琅等等，这显然不能看成是表达历史。不过，要说到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兴盛，那就不是一次历史的必然，而仅仅是历史的偶然。

如果我们要把金庸渴望的历史小说拿来说事的话，金庸的历史研究很成问题，承袭着过去的传统。比如扬州是史可法抵抗清军直至牺牲的地方，韦小宝是扬州人他很敬仰史可法。可史可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再比如郑成功也是，郑成功的历史功绩大家都知道，但郑成功真的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积极分子吗？

金庸一相情愿的把史可法和郑成功理解为意图力挽狂澜的英雄，也因此把明朝一相情愿的理解为不如清朝。明末清初的很多人物都被那一段迷人的历史给欺骗了，如果史可法、郑成功，包括其他如陈子龙等人真的像我们历来所认为的那样英雄？那么南明朝廷为什么不能像东晋和南宋那样支撑个100来年，反而如此脆弱？不到30年就被清军一一击破？何况清军统一江山可不是像其他王朝那样具备百万之众？这些才是表达历史观所应该具备的思索。虽然小说不是研究历史，但只有研究过历史才能让小说拥有独特的表达，何况我们的金大侠绝对认为自己一直在研究我国的历史。

金庸笔下对照的韦小宝，的确可以看到某些中国人心理的阴暗面，因为成熟的想法对一个社会而言，个人一般永远不会有太大作为。再有韦小宝身上并没有抹掉最后的义气准则，也就是中国同样很有传统的帮派规范，韦小宝身上也没有完全褪尽侠义的底线原则，哪怕他不关心别人但是最终韦小宝对陈近南和康熙的义气都是存在的，也战胜韦小宝贪图利益的心理。否则韦小宝的结局也不会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