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版本学的意义

文/林保淳

　　 金庸小说的版本，连同刊本、旧本、修订本及各地授权发行、外国译本，林林总总加起来，至少有数十种之多，仅仅从金庸小说版本的数量，我们就可明白，金庸是近代以来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论者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绝非谬赞之语！

　　金庸小说版本的差异，有属於“同时性”受地域影响的部分，如台湾的“盗版”系统，肇因於政治因素，在1979年以前，金庸因《明报》（或曰因《射雕英雄传》书名暗用了毛泽东〈沁园春〉“弯弓射大雕”之语）被归为“附匪文人”之列，以致遭到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因此，台湾早期出版金庸小说，只能以暗度陈仓的方式盗版，或或变易作者（其中司马翎是被借用最多的），或改其书名（如《萍踪侠影录》等），或据原书改编（如欧阳生《至尊刀》），或更动主角姓名（如《神武门》及《小白龙》）。金庸小说的盗版现象，可以窥见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中，出版商（或文化工作者）如何突破防禁的苦心孤诣（当然，不能讳言，“商机”也是一大诱因），不失为研究台湾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不过，大多属的金庸小说版本，是属於“历时性”的差异的。金庸的修订工作，始於1973年，诚如叶洪生所言，“金庸是用一九七三年的见识眼光来修改十六年前的『旧作』”，“迥异於一般修饰、整理，殆可视为脱胎换骨，重新改造”，因此，如果取金庸的新、旧本予以核对，自当可以深入了解金庸从开始创作以来的心路历程，有助於读者更进一层而了解金庸的作品。从最简单的地方说起，历来论者对金庸《天龙八部》书名的意涵，饶具兴趣，却往往无法直探其微，无论是将八部天龙一一附会於书中人物，或是取其寓意，视为一种象徵，总觉主观意识过浓，不惬人心。然而，“刊本”却可提供一些切入的线索。在“刊本”中，此书原分“八部”，作者自云“这部小说将包括八个故事，每个故事为一部。但八个故事互相有连系，组成一个大故事”，而第一部是“摩呼罗迦（梵文Maharaga）之部”这是“八部天龙”中的“乐神，其形蛇首人身”，“无足、腹行之神，因毁戒、邪谄、多嗔、少布施、贪嗜酒肉、怠慢持戒，遂堕为鬼神；其体内多嗔虫啃食其身，痛苦异常”。熟悉此书的读者，当然知道这一故事以段誉为主角，主要在叙述云南大理国纠结复杂的恩怨情仇、冤孽果报。细窥金庸原意，各部之名，应在呈显故事的“内容”，而非“人物”。不过，金庸写到一半，似乎就改变了主意，故自第二部起，就不再标示“某部”，而“八个故事”的构想，也告中道而废了。至於金庸於修订本序言中所说的“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徵一些现世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显然只能代表“修订时”的构想了。

　　此处之所以强调“修订时”，主要是欲表明，金庸在修订时，整个思想、观念，均与原创时期有极大的差异，而此一差异，透过新、旧版的比对，是相当清晰的。以“铁胆庄事件”为例，旧版的情节安排周仲英“亲手”杀子，并相当戏剧性地演出“交代遗愿”、“叩谢生养”的场面，震撼力十足；周仲英为朋友义气，不惜泯灭父子亲情，很明显是继承旧有的侠客形象而来的，我们在《史记．游侠列传》郭解不为外甥报仇、《太平广记．豪侠》贾人妻狠心戕杀亲子及历来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故事，也依稀可见到类似的影子。侠客的生命重心在“广交游”，透过义气朋友的网络，建构自我声名，而支撑起这个架构的，就是所谓的“江湖道义”；周英杰“出卖”文泰来，是“见利忘义”，因此“周英杰受贿卖友之事，铁胆庄的人全都认为奇耻大辱”，如果不是因为周英杰仅仅只是个“十岁小儿”，周仲英如此讲究“江湖道义”，恐怕真的是“大仁大义”了。然而，朋友之道果真远较父子之情为重要吗？假如周英杰是成年人，周仲英应不应该“大义灭亲”？此处，实际上牵涉到侠客“义气”施用於社会现实面的难题及缺憾。而且，周英杰年方十岁，江湖对他而言，根本是虚幻的世界，周仲英强将“江湖道义”加诸小孩身上，不惜以牺牲其生命为祭献；而“红花会”得理不饶人，大兴问罪之师，实在令人怀疑，所谓的侠客，果真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吗？在真相大白之后，章驼子这个直性人，居然仅仅用“一揖”，就掩盖了此一人伦悲剧，暗示了此一不近情理的行为之“理直气壮”。很明显地，金庸此时对侠客的观念，还是相当传统而模糊。修订后，金庸将“受贿”改成“相激”，“亲手”改为“误杀”，“一揖”改成“嗑头”，正是思考到此“为义气杀子”的不合理，而作的改弦更张，也代表了金庸自身侠义观念的改变不过，金庸事实上还是回避了“义气施用”的问题，这是相当可惜的。

　　此外，金庸在修订本中所凸显的“历史癖”，也是值得探讨的心路历程之一。文学作品，如金庸一般以大量的史料、注脚、夹注、说明充斥其间的，金庸小说算是绝无仅有。读者不妨激赏，不妨赞叹，但是却不能将此视为其作品的一部分，从而误认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表现方式。诚如陈墨批评《碧血剑》，“作者过多地关注历史和历史人物，固然使我们谈『史』时眉飞色舞，但小说本身却不免要大受影响”，是相当一针见血的。不过，在浓厚的“历史癖”中，金庸似乎并未察觉出自身的问题。金庸的“历史癖”使他在小说中往往忽略了真实与虚构的分际，以《鹿鼎记》中的建宁公主为例，金庸以按语谓“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实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金庸的“历史癖”於此显露无遗，但也往往自相矛盾，混淆了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以建宁公主而言，事实上最适当的定位就是“纯属虚构”，盖因书中的建宁公主，未婚前即已不守妇道，且又分明有性虐待的癖好，自当与历史上实有的建宁公主区别开来（小说中当然不妨有另一个虚构且名为建宁公主的角色），但金庸为了满足其历史癖，反而刻意强调其虚构的“建宁公主”的历史性，牛头驴嘴，不免自乱阵脚。如硬要与史上的“建宁公主”相符，则此一满清公主之能否下嫁韦小宝，不仅令人滋疑，且与史实不符，何况更牵涉到“私德”问题，原无必要作此澄清，迳视之为一虚构的建宁公主即可。　　金庸写武侠，同时也以武侠成名，但金庸实际上对其赖以成名的武侠小说（指类型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这是大多数武侠作家的共同观点，据笔者所知，除了古龙和温瑞安外，没有一个作家认为武侠小说可以当做一个文人的终身志业），甚至，武侠小说连历史小说也比不上，如果说通俗小说是“次级文类”的话，则金庸心目中的武侠小说，极可能是“次次级文类”。因此，金庸颇沾沾於《鹿鼎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之语；同时，在许多场合，宁可以“小说家”为名，而讳言“武侠小说家”。说《鹿鼎记》是“历史小说”，不仅混淆了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界限，甚至，也代表了金庸对武侠小说爱恨交加、迷离纠结的观念。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价，自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盛加称誉以来，论者几乎众口一词，颇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意味；然而，也因此而造成了影响极大的“排挤效应”，金庸武侠，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全部的武侠小说，彷佛除了金庸，其他为数达三千种以上的作品，均无一可观。这不仅仅使得许多优秀的作品、作家，深罹蒙尘、遗珠之憾，实际上也模糊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客观现象。由於金庸小说创始的年代，正值武侠小说重新出发的时期，金庸挟盛名之力，往往也被误认为是所有“新派武侠”的鼻祖，自金庸以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在金庸影响下创作的；而且，所有的作家，无论再如何能够创新，也都在金庸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金庸一个人就可以抵敌所有的武侠，金庸成了武侠的“唯一”唯一值得读，也唯一值得研究的武侠。

　　关於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实际面相，笔者在《民国以来“武侠研究”评议》及《解构金庸》二文中，均有所论列，主要是强调：港、台的武侠创作，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双峰并峙的；同时，金庸的作品固然优秀，但无法奄有众家之长，金庸无法涵盖所有的武侠作品。从金庸小说新、旧本的比对中，我们可以发现：金庸小说的早期面貌，与修订后有相当大的差距，修订本已将旧本中许多明显的罅漏弥补完成（如韦小宝的武功）虽未必即无懈可击（金庸打算三度修订，正是为此）。因此，如果我们欲研究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独特成就，修订本当然是“盖棺论定”所依；但是，如果欲将金庸置於武侠小说历史的发展中窥其成就或影响，则“旧本”才是最确实可靠的，因为，金庸於此曾花了十年的精力，而其他作家，则一仍旧貌，没有提供最佳面目的机会。

　　最后，从金庸版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出金庸对通俗作品（尽管金庸意不在此，但对象却正在此）的严肃要求，这是极具意义的。武侠小说此一文类，向来有“不登大雅”之讥，读者固然以休闲消遣视之，以情趣为主，随阅随弃，就是作者，亦多半为稻粱而谋，随写随忘，极罕得有人以严肃的态度面对。金庸肯以十年精力，潜心修订，且不厌其琐碎，博纳雅言，一改再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肃认真的通俗作家，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虽不敢就此论断武侠小说从此就步入文学殿堂，足以与典雅文学作品等量齐观，但却不能不承认，金庸以如此严谨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作品，无疑将一新论者耳目，且有助於其他通俗作者对自我的肯定与要求。以此更进一步，相信通俗文学与典雅文学双峰并峙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