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雕侠侣》看金庸

文/方爱武

近些年来金庸研究热日渐高涨，“金学”方兴未艾。但是与此同时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客观非正常现 象，譬如有些评论者在评价金庸时说金庸作品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间喜剧》更有论者以为金庸小说 潜藏着“独立批判精神”，即所谓的现实性,如此云云，俨然以精英文化的标准派头来比附金庸注释金庸甚至歪曲金庸。

然而笔者认为金庸的小说说到底只是一种通俗文化，它缺乏的是对社会对人生的本质的揭示，缺乏对社会深刻的批判性。金庸创作小说对当时社会现实人生并无鲜明的针对性，金庸自己曾说:“我只是一个故 事人（好比宋代的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 写这种小说，自己是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于50年代中期，其实自娱只是金庸在创作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在当时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却有着强烈的最初 的商业动机，即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目的是为了支撑他创办的明报,正如香港作家倪匡所言“《明报》不倒闭， 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此创作动机不能不影响创作的性质，也就是说金庸小说一开始就是作为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金庸在一为金钱二为招徕读者的目的驱使之下进行创作，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创作 以一种顺应大众审美文化心理的面目岀现，否则文章无人爱看报纸就会难以销售。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 是以消费大众为上帝，是一种受着商业操作的创作、金庸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正是一种大众文化，是产生于工 业比较发达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间的香港现代社会，是香港产生于报刊的规模浩瀚的无烟文学工业中的一种。

金庸曾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笑傲江湖.后记》），又说“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 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且又表明他“企图通过扬过这个角色,描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 和行为的拘束”《神雕侠侣后记》。然而事实上金庸先生的作品并不能有力地去佐证他的言论,作为通俗文学 家的金庸小说故事性，娱乐性是其作品的特征，对当时现存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现实它始终缺乏的是批判与审视 的眼光，人性更是难以企及。《神雕侠侣》素来被认为是金庸最具批判性与现代性及人性的小说，这是论家普 遍看好的。那我们就透过金庸这一著名代表作来认识一下金庸。

首先，我们来看看金庸小说描写世间礼法习俗对火心灵和行为的拘束。

我们不妨先来分析“神雕”中的杨过。杨过从小父母双亡流落江湖，后遇郭靖董蓉收留送终南山学艺，意 外入古墓拜小龙女为师，几经磨难与小龙女分分合合最终结合。小说中杨过自小就比较刁钻，后进古墓与世 隔绝而长大，行为多有悖于世情，这一悖主要的便是与其师父结为夫妻，至于所谓爱情后面另行分析，这里先 就杨过的所谓蔑视礼法作如评分析。

第一,扬过与小龙女都是无社会性的主角，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作 家设置这样的人物目的是指向故事性而非批判性，原因在于这样无社答性的主角一旦进入社会，他们的持为 自然与环境产生冲突，于是也就有了故事，这是金庸寻找故事切入点的高超而不是别的。同时以一个无社会.性的主角与社会产生冲突，比如未遵礼法，易于为守礼法的社会读者所接受，所以作者安排这样的主角，不是 希望故事与读者产生冲突进而引起读者的思考,而是预先在叙述故事时就消解了可能与读者产生的冲突，如 此，商品也就不会因为故事与消费间的冲突而可能造成滞销。另外金庸在此设置一个无社会性的主角的言行 来反叛社会，显然这种社会批判性没有为度。”杨过自尚未懂事就入古墓拜小龙女为师学艺，在古墓中长大成 人，而小龙女则更是自小就入古墓修身养性俨然不入世流，古墓自然是超脱尘世之外的一方纯净之地,凭本能 杨龙二人就应产生爱情,在古墓中没有人告诉他们何为礼法，所以小龙女爱得真切，杨过也很投入，然而一旦 小龙女与杨过下得山来于社会人世中公开展示他们纯洁自由的爱情时，引起了武林世界的沸扬声讨,为天下 英雄所不耻,于是在这个礼教社会中杨过与小龙女开始了他们的痛苦，在此金庸为他们的爱情安排了两条岀 路，一是重回古墓，二是向社会妥协.小龙女与杨过在社会世态人生中经历了几次分合后终于退回世外桃源 般的古墓,这种难染尘世换句话说在尘世中无法得以安然生存的爱情又有多少反礼教价值呢？因而无社会性 主角不是岀于饱受封建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之痛而理智地对礼法进行背叛，这种背叛本身说到 底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违背。

第二，这种礼法习俗早已不存在了。金庸自己在《神雕痍倡》后记中也说;“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

人心目中当然根本不存在。”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为批判对象，不是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若此为有批 判性不是令人哑然失笑么？事实上此时金庸正是借一个现时代人都已接受的习俗来结构故事，因为不如此故 事便不会曲折离奇。

第三，小说中杨过的行为并无多大怪诞之处。比如小时候由于孤儿的生活才使他不易相信别人，拜欧阳 峰为父也只是他渴望父爱的人性的正常流露，何况欧阳峰对他也确视若亲子；至于小龙女误失贞节，杨过毫 不介意，乍一思考,似乎杨过对小龙女爱得真切，细想起来有以下几点可释之：一，“信义”在先,因为杨过曾向 小龙女许诺一生一世心中只有她一人，二，已有小龙女悔过在先，况且小龙女是误失贞节，古人说：”过之能 改，善莫大矣”，又说“不知者不为罪另外杨过于小说结尾处的一番悔过自白可以说已彻底消解扬过的叛逆 性，因为他心中说道:”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 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途，哪有今天和他 携手入城的一曰？”并且想到此处，不由得汗流決背，暗自心惊。这时的杨过已经成长为入世礼世法的一个传统侠客形象

其次，我们再说写人性,写爱情问题。

至于一部小说是不是写人性，或者说是不是写了人，并不是说的有个“人”的名头就可以了。写人或写人 性,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当人对“人”的理解达到一定层次上，我们的作品就会出现这一定层次上的“人”，我们 便可以说这个作品中有了人.所以古希腊的神是神话时代的人,古罗马的英雄（半神的人）是英雄时代的人， 中世纪的骑士是骑士时代的人，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人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先是贵族式的，再是道德式的， 再是平民式的或称普通人。今天我们看神话时代的人，我们便不说它是人，说是神，我们也把道德式之前的 “人”合称为英雄.当尼釆说:“上帝死了”，人便成为普通人，英雄与上帝一道远离人群。武侠小说有的是“英 雄”或“侠”,“人”是不见的。这种毫无现实性的创作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人”？

人性的重要体现便是爰情、诸多论者喜欢谈金庸小说的爱情。最典型的便是杨过与小龙女 的爱情。其 实对杨过而言，就其内心来说辨爰而其实并非小龙女一人，下山遇到陆无双,杨过便顿生爱意欲“伸过 头去，要亲她口唇”，但此时杨过又“顿时想小龙女来，跟着记起她要自己立过的誓’我这一生一世心中只有姑 姑一个，若是变心,不用姑姑杀我，我立即杀了自己’，于是收敛心思。在绝情谷遭情花毒再次映证了这点， “爱”在这里是借了这一承诺来维系的，是“爱”还是“信义”？

若就整部作品而言，金庸也并木是真的写“爱情”除粽过与尔龙安之间信义务于爱,另外还是从男性中 心论的立场设置了我称之为“从”的两性关系，也就是让女子单方面地承担起爱的义务，这本质上已不是爱。 是一种人格不平等的“从七在小说中这些女子若还有几分姿容可人之处，总要先对男主角留恋一番，姐郭英 如此，妹郭襄亦如此,表姐程英如此，表妹陆无双亦如此，后来绿萼如此，又有完颜萍，更有甚者,绿萼为杨过死 去倒没什么，一个陆无双，一个程英十几年过去并无别的婚恋，如此单方面的所谓爱情在金庸作品中俯拾皆 是。如此的性爱观实在也与武侠的看客有关;正如琼瑶小说男主人公的忠贞是写给少女们看的，以释少女心 中的一点渴念，金庸小说男主人公大走桃花运也只是娱乐一下以男看客为主的武侠小说读者的儿时的一点 残梦而已。而且在《神雕侠侣》中，金庸显然是赞赏程英、陆无双这种静静的偷偷的“爱”，让男人能感受爱而不 至于成了仇，但另一类金庸是不喜欢的，李莫愁便是一个，她得不到爱于是无恶不作，如此设置，以足见金庸不 真的喜欢一切执着的情感，所谓写人性所谓写真情，都大可怀疑，真的写人性，象托尔斯泰，象斯汤达,矛头的 指向与金庸是大不同的，马斯洛娃为什么放荡,當徃羅2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有资格审判她？金庸又何以坐在 审判席上审判李莫愁们？下面再看;两个例子。.一漫小龙女失身后，作者写到“小龙女目发异光,心中凄苦到了 极处,只觉得便是杀一千人杀一万人，自己也不是清白姑娘，永远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深爱杨过”，一是在古墓 两个人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杨龙耳鬓斯磨而产生爱，同室而眠而遵礼教之大防，乃至他们决定作为夫妻但未 行仪式前仍同睡各守贞操.杨龙这两个不经传统熏陶，不习礼法，不知“名节”又自然生情者，如许行事及思 想，如何能称呼人性或爱情？称礼法可也！

最后，我们来看金庸的现实性或批判性。前文我们已指出是批判的虚幻性，也即伪批判性。一个社会在上 升时期也有改革与批判的要求，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就处在这样的时期，金庸小说要迎合消费者心理，批判是 使其商品增值的手段之一,关键是看如何批判？设若香港或国人强调“贞节”而金庸通过思考认定贞节有碍两 性关系的自然交流,于是在小说中施行之，即使理由充分怕也不得商品利润，明报或许先就办不下去了。显然 金庸是不把自己考虑进这种难堪的地位。但设若不批判，金庸怕要失人之口味，味不对口，利润亦是不得，于 是就有了批判，但批判死去了的观念又不会拂逆活人的心意，商家的聪明政治家的敏锐同时在这一步中实现 了。

前文我们通过论证已潜藏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金庸小说是在说故事，只是说故事，不妨把我们前文引过 的引文再引一次:“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这才是真实的金庸，一个“娱已”亦“娱 人”的金庸，但论者若要拔高只怕套用精英文化行头怕不是捧先生而是摔先生，为此我们来看他故事的现实 性。

在金庸所有故事结构中,作者大多釆用了一个明显的结构模式即是偶然性或称无矛盾性结构，在这种结 构中，虽然先呈现矛盾,但整个故事并不是寻找现实的解决矛盾的方式 经历的故事:有一天，住在他家楼底的婶子跑上楼递给他一大把菠菜，热情地笑着说:“我兄弟 自家种的，尝尝鲜吧! ”那时菠菜刚刚上市，当然好，但他“正人君子”惯了，脱口便说:”你们也不 多，留着自己吃吧。”那婶子可急了，跨前一步干脆把菜递到他手中:“拿着吧，也不是什么稀罕 东西嘛。”说着语调和脸色也变了。正在这时，幸好作者的妻子快步赶了过来，接过菠菜,并连声 称赞道:“多好的菜，嫩出水来,怎么种得这么早啊?多谢啦! ”接下来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整个楼 都笑了起来。

中国人惯于自谦、克已，面对别人的馈赠和褒奖时，总要想方设法谢绝。作为礼仪之帮的传 统，在通常情况下是得体的，礼貌的。但是，遇到特殊情形,如潘国本先生所面临的那种情形， 照习惯的方式行事，就反而有违情理，以自己的不贪不取妨碍了对方展示自己的大方，从礼貌 的愿望岀发却造成了不礼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