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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金庸亲属11年

文/蒋连根

2014年3月10日是香港小说家金庸先生九十大寿,我托人捎去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刚出版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这是我11年专访积累写成的两本人物传纪。在这两本新著上,我写下了:“大侠乡愁,一半亲情,一半友情。敬贺查先生九旬之年健康快乐”的贺词。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潜藏于每个人心底的一种思念情绪,一旦远离故土,便会或急或徐涌流而出。乡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第二层是对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的怀念;第三层也是最深层的,是对历史文化的眷恋。《金庸和他的家人们》和《金庸和他的师友们》所表露的就是金庸的那份乡愁。

在我三十几年的采访生涯中,从1996年开始的对金庸家人的专访,是最费周折、也最考验业务能力的“马拉松”式专访,自己感觉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供同行参考的。

逼上梁山 扬名人文化首写金庸

1994年1月《海宁日报》复刊,我担任副刊“海宁潮”的责任编辑。副刊是“本土化”的,海宁孕育了诗人顾况、女词人朱淑真、史学家谈迁、诗人查慎行、国学大师王国维、诗人徐志摩和穆旦、武侠小说家金庸等名人,名人文化是海宁独特的文化资源,且富有乡土色彩,成为“海宁潮”副刊的主要色彩。副刊首期刊登的是长篇专访《金庸的昨天和今天》,是我根据外地一名文化人提供的素材整理而成的。

讲述名人故事,怎么讲?一周一个专题,哪来那么多的故事可以填充版面?而且一下子能找来那么多的文化人给我们写稿吗?在筹划新栏目方案时,这两大问题使我无法回避。“我们能不能采取一种‘反传统’的手法?”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总编辑这句话的含义:既然在副刊初创阶段,不能迅速集结一大批专栏作家,不如主动出击,让编辑充当记者走近文化人,听他们讲述名人故事。这个“采编合一”的做法既利于编辑接触实际、拓展思路,又便于被访名人与编者面对面交流,及时提供和挖掘新的题材。于是,“逼上梁山”的我成了“两栖人”,出门是一线记者,游走在名人故居和街坊间,采写专访和随笔;进门是后方编辑,是“海宁潮”的主持人,将采访所得的零星线索编织起通讯网,邀约亲历者、知情人撰稿,组织版面或者筹划下一步的采访。

访问、写信、约稿、编稿,似乎成为我每天的“必修课”,因而有了与金庸亲属的近距离接触,有了金庸弟妹的信函,金庸本人也通过秘书与我直接通话。金庸回乡探亲访友,我随之足迹采访挖掘。在几年时间里,我撰写的人物新闻就有《金庸与他的小学老师》、《金庸与母校》、《金大侠快乐回家》等,一篇《金庸与徐志摩是一对表兄弟》先后被国内20多家报刊转载,还被香港、杭州的作家引用进了《金庸传》里。

写金庸的文章多了,我成了当地名人文化的“呐喊者”,兼着金庸研究会、徐志摩研究会的理事,还是市政协文史研究会的首批会员,走进了名人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迂回包抄 访金庸弟妹寻找亲情故事

作为新闻记者,一个最大的便利就是可以找到、见到不少普通人找不到、见不到的人。1996年11月,金庸学术研究会在海宁成立,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等专家从北京而来,金庸也来了。作为文化记者和金庸学术研究会理事的双重身份,我参加了成立大会,第一次面见了金庸。会后闲聊,严家炎教授对我说:“海宁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留下足迹和故事,你是本地记者有这个优势,你可以写写他的故事,写写他的家里人嘛!”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2000年初,我主动辞了副刊编辑,担任专职文化记者,开始寻找金庸的少年足迹和亲情故事。

我注意到,在中国当代的作家中,金庸的影响力是最有国际性的,但是关于金庸家世、家事的书一本也没有。有的只是写他的经历和创作的传记,他的身世家事,当时除了传记中的少量章节外,鲜为人知。起初,我不明白内中的原因。我在采访了金庸的前任秘书杨兴安之后,方知原委。金庸在杭州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不会写自传的,永远都不会写。我自己的内心秘密,不想与公众分享。”——金庸反对别人写他的传记。对于自己的婚恋、情感、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来,金庸几乎对外界是避口不提的。

既然不能直接采访金庸,那就“迂回包抄”作外围采访吧!

1999年9月,金庸旧居“赫山房”修复,金庸的大妹查良琇从临安归来,在落成仪式之后,我特意前往她下榻的宾馆探望。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见面,她将家事亲情一古脑儿端给了我,还将兄妹们的家庭地址悉数告知。

有了采访路径,此后的数年里,我一一拜访了查良钰、查良琇、查良璇、查良浩、查良楠、查良根等金庸的弟妹,还采访了在金庸家生活多年的金庸的表外甥蒋启霆,与金庸父亲有交往的多名乡亲,将他们的生活和亲情故事全记录了下来。

2000年1月,《收获》第一期,刊登金庸的自传体散文《月云》,这是自1972年封笔后金庸首次发表的全新体裁文章,引起了两岸三地文坛的关注,众说纷纭。当年12月28日,我以《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为题落下惊人之笔:金庸回忆中的童年丫鬟“月云”,其实是他后来的继母顾秀英。金庸父亲丧妻续弦,娶了昔日的丫鬟月云。

为了弄清“月云”是不是顾秀英,我从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妹们口中获取真实隐情:“陪伴金庸童年的一个小丫鬟,后来被他爸爸娶进门,做了金庸的继母”。金庸的母亲徐禄病亡满3年,父亲查枢卿续弦,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如此“迂回包抄”,走访,记录,我积累的素材越积越多。

至2007年底,我已经完成了对金庸家事的采访,甚至谈得上有一些研究。《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在河南的《名人传记》刊登以后,许多报刊编辑纷纷向我约写金庸家庭隐事的稿子,我婉拒了。我不敢公开金庸的家事,担心侵犯了他的隐私。这样,我将积累的素材压在了箱底。(我有一只30年前结婚时添置的樟木箱,一直用于存放我的采访笔记本和发表文章的剪贴本)

释放箱底 聚金庸家事撰写外传

2010年6月,微博上传出金庸“去世”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震惊之余疯狂转发,全然不顾消息的真假。最终当事人辟谣,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传谣的经典案例。

这时候,一位资深编辑提醒我说:“你可以将箱底材料释放出来了,是时候了。”他鼓励我立即将素材整理成书稿,选择出版社适时出版,“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目前还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这本书有新意。一个名人,他就这点事,生前死后翻来覆去讲差不多的故事和内容,太没新意了。为什么就不能找另外的途径来解读他?比如他的家人故事,用亲情来解读他的精髓,这些不是比出他的传记更有意义?”

一个月后,一位出版界朋友找我闲侃,向我叹苦经:“这两年图书市场大萧条,选题不好找,出什么赔什么。”我这人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大言说道:“好的选题有什么难的,要我说,只要用心,就不怕策划不出好书来。”朋友便说:“别吹牛,你说现在这个市场,出什么书可以赚钱?”我应声答道:“出那种注定赚钱的书么!只要找到当前最畅销的作家,策划一本没有人写过的书,就肯定有市场。”我说得郑郑有词。朋友又问:“谁的书卖得特别好?”我脱口而出:“金庸么!”我说,金庸者,查良镛也,查良镛者,浙江海宁人也,我的乡亲前辈,他的乡愁只有我知晓。在国内,一个不漏采访金庸的亲属,我是唯一的;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事变迁,逝的逝去,老的老了,别人再要获取这些素材已经是不可能了。

朋友大喜:“你对金庸弟妹的采访,即是难得的新闻素材,又是非常珍贵的金庸外传的资料,这不是现成的书稿选题吗?金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完全可保证这个选题必然畅销。”

这样,撰写金庸家事儿的外传新著一事,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认为写这部书,既有社会效益——因为金庸大侠的乡愁无疑有益民智,又有经济效益——因为只要有金庸二字印数显然不必发愁。所以,二话没说我就答应下来。

从2010年9月上旬开始,我动笔撰写《金庸和他的家人们》,紧接着完成了《金庸和他的师友们》。2014年1月,两部书稿同时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以正版书出版,并列入“名家写真”系列丛书。人民日报“名家写真”系列是励志图书行业的知名品牌。1月9日,两书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展出,首批各8000册很快订售一空。随后,浙江日报、解放日报、嘉兴日报相继作了报道。

捎点“私货”,写人物特稿积攒成书

从副刊编辑到文化记者,我的职责是为报纸采编新闻,尽情地挖掘名人文化的独特资源。采写人物新闻是我的一个强项,最初撰写千字以内的人物故事,久之会撰写六七千字直至一二万字的人物特稿了,最后,公私兼顾偶尔捎点“私货”,将积攒的特稿补充成书,这可以说是我采编工作以外的一个意外收获。

说“意外”其实并非意外,收获是颇多的。

其一,“衣带渐宽终不悔,甘为他人作嫁衣”,我们提倡这种精神,但决不是说副刊编辑自己就不要成才。副刊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她栽花种草,出作品育新人,编辑本身也会从中得到锻炼,得到提高。编辑在为新老作家和作者读者服务的过程中,自己也有收获。许多名作家都是当过编辑的,如金庸先编副刊后办报,同时写武侠小说,既是名作家,又是名编辑,一身兼二任。名副刊要有名编辑,而名编辑是指那些既有人品又有作品的编辑,也只有这样的编辑,在作者群中才有影响力,使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愿意把自己的得意之作交给他们发表。我在撰写个人新著的同时,认识到自己首先是编辑、记者,乐意摆正位置,做好副刊的采编工作,同时做着“作家梦”。

其二,记者的采访大多是事先瞄准目标进行的,当然也会有瞄着老虎去、打得兔子回的遗憾;但有时也会有顺手牵羊的意外惊喜,那大都是碰巧遭遇的偶然事件。我所经历的“金庸与徐志摩是一对表兄弟”的采访报道,则属于“歪打正着”一类,带有一点喜剧色彩。所谓“歪打”,是指我在采访徐志摩旧居的新闻时偶然瞧见金庸自称“表弟”的一幅题字,而事先却毫无报道的意识;所谓“正着”,是指我后来“顿悟”,又第一个报道了“月云是金庸的继母”,并且还写出了“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的新闻特稿。前几年,金庸的朋友们陆续来海宁参加“金学”研究,参观金庸旧居,从他们无意的交谈中,我偶然获得了许多他们与金庸的交往故事,从而有了《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一书。

其三,写人物特稿,采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反复多次、全心的投入。金庸的挚友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具有记载人类历史功能的新闻也是人学。历史长河是因奔腾的生命个体、某个特殊的性格和命运而鲜活的,这个特征也应体现在新闻报道中,而在人物特稿写作中,这个特征更应该获得充分而鲜明的展示。《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29位家人,上千个小故事,我施用了“迂回调动”、“侧面收集”、“多次查找”的采访策略,积攒大量素材后写出来的人物才会更有血肉,形象也就更加丰满了。36个师友,我着眼于“那人”与金庸发生交集的立体面,着墨于“那事”与金庸碰撞后所闪现的火花,那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眷恋。这样,既可以驾驭真实、揭秘,又能铺陈幽默、深情。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与父母血缘相联的是亲情,这种情,没有杂质,净如纯水,唯有爱;而与朋友之间的患难之情,最是感人,充满了自我牺牲。亲情加友情,便是生死相依,一种割舍不了的乡愁。《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所宣扬的亲情,便是这种生死相依的极致之爱,它纯净、温暖、阳光。《金庸和他的师友们》无疑是一个个励志的故事,更是一个个少年同窗、患难知己、亦师亦友、武林盟友、君子之交和晚年知遇的故事,它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给人以爱,也给人以希望。写下这些故事,让“金庸迷”们看了感动,看了有所悟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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