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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版本学(一)

文/ 林保淳

   金庸小说有新、旧版本的区别,所谓“新版”,指金庸自1973年始,十年修订后的“修订本”;“旧本”,则包括了早期刊载於报章的“刊本”、坊间刊印的“旧本”及台湾盗印的“盗本”。由於金庸修订幅度甚大,因此新、旧本有极大的差别。

  金庸“修订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易动,一是文辞(包涵回目)的修饰,二是情节的删易,三是历史意识的增强。其删削的标准,一是补苴罅漏,二是删除神怪的情节,三是强调史识。

  透过金庸新、旧版本的比较,我们可以推究出几点重大的意义:(1)可以了解台湾盗版的历史背景及现象,为研究台湾文化历史重要的资料;(2)可以明白金庸创作的心路历程,且窥探出金庸的思想、观念的转变;(3)可以为金庸作武侠小说史上确切的定位,并消解独尊金庸的排挤效应;(4)可以透过金庸苦心孤诣的修订过程,重新正视通俗小说的意义与价值。

  版本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版本研究的基本信念,在於肯定文本“历时性”或“同时性”所呈显的差异现象,足以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角度而言,文本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受到当代语言体系的制约与影响,这不仅包括了当代文化思潮、政经因素等对语言的干扰,也包涵了作者个人(或继起者)运用语言的不同阶段特色特色。以《红楼梦》为例,“脂评本”与“高鹗续本”分别处在不同“历时性”的阶段,所代表的自然是不同时间中各异的观念,“红学”专家,正可自其版本的易变中,或言索隐,或言自传,或林林总总不同的议论;至於“同时性”的差异,则往往肇因於地域上的差别,张爱玲的《半生缘》,在旧版中题名为《十八春》,结局迥异於在台出版的今本,“张迷”亦自不妨从其差异中,分析探讨文本“同时性”所牵涉到的整个不同思想领域中的变化。基本上,文本的版本探讨有三个定点,一是作为始点的文本(未必是最早的文本);一是作为比较的文本(未必是最晚的文本),一是比较者。这三个定点,都各自牵涉到当代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其中有传承、有取舍、有变易,综合起来,颇能略窥文化系统中某种程度的演变痕迹。

  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论者美其名为“金学研究”,相较於《红楼梦》的“红学”、《金瓶梅》的“金学”,学术研究成果固然还是远逊,但“金学研究”在当代却因拥有天时(现代性,整个创作的文化背景非常具体)、地利(完整性,作者及创作脉络非常明晰)及人和(普遍性,作品流传广远,读者众多),事实上却拥有最多的“研究人力”,茶馀饭后、街头巷尾,无时无处不可见到一副俨若“金学专家”的读者,有意无意间推动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风潮。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主观见解的抒发,而且蒙昧浅陋,零金碎玉,不成系统;但却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意谓着文学不该仅止於学院,而应考量着更普遍广大的读者,作更进一步的调整与发展。本文之作,正企图藉此为调合沟通的手段,为通俗小说的研究抛砖引玉。金庸小说版本系统  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完稿,一共创造了十五部武侠小说;1973年金庸封笔,开始着手作修订工作;1980年,修订版问世,这就是坊间常见的《金庸作品集》。  金庸作品的版本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系统,一是报纸或杂志上直接刊载的版本,可以称为“刊本”,这是金庸作品问世的首度面貌,但并未正式发行印售。“刊本”在各报章、杂志逐日(周)刊载,鲜少中断,为配合读者的阅读需求,除了各单元自有其章回外,每日均有一提清眉目的小标题(以《天龙八部》为例,第一回〈无量玉璧〉,前五日的小标有〈白衣少年段誉〉、〈满手抓的是蛇〉、〈梁上少女,玩弄毒蛇〉、〈“禹穴四灵”的金灵子〉、〈神农帮采药取〉等),或文或白,判断应是编者所加;此外,有云君所绘的插图,相当精致,与早年台北真善美出版社的插图高手另人,可谓武侠插画的“双绝”。就在小说连载期间,由於金庸声名的迅速播扬,坊间书店往往应时集结成小册发售(应无授权),这是从报纸录,随写随刊的版本,可以称为“旧本”。此一版本最接近金庸的“原创意”,在修订本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香港各书局(如三民、武史、娱乐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或台湾盗印的诸作,甚至海外华人社会所流传的各种版式,皆属这一系统。“旧本”与“刊本”最大的区别,在於删除了每日刊载的小标,其馀的略无更动,因此可以视为同系。

  一是台湾的“盗版”系统,此一系统,变化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影印港版诸书而成的,也有张冠李戴、改头换面的版本,更有据内容改编的鱼目混珠之作,不过,基本而论,是依据“旧本”改换的。其间比较重要的易动为(1)作者及书名的改换:(请参考下表);(2)章回的重新拟定:在某些书中,章回的变换幅度极大(如《鹿鼎记》“刊本”前三章为〈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琢磨颇望成全璧,激烈何须到碎琴〉;台湾盗版的《神武门》一回分成三章,〈楔子〉分为〈逐鹿中原〉、〈君子遭祸〉、〈雪中奇丐〉),大抵是为了配合台湾出版32开本的惯例。金庸武侠之饱受盗印摧残,自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自〈戒严法〉颁布以来,金庸的小说一直在“禁书”目录中(全面的查禁,则自1959年底实施“暴雨专案”始)。据《查禁图书目录》所载,金庸小说中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部最早的作品,曾在1957年“登台”过(由时时出版社印行),但均遭禁毁(甚至直到1980年,远景出版《金庸作品集》,已刻意更名的《大漠英雄传》,仍赫然入列),故此后台湾武侠出版社只能以各种名目盗版印行,以下是笔者经见的目录:

《射雕英雄传》

  -《萍踪侠影录》,绿文著,32集,莫愁出版社,民47.3~48.5,17、18至27、28两集合订为一册,共26册。慧明书局於民61年亦重印。案:此书明显为据香港书翻印,且所据版本不同,故内文字体往往各集不一且集数参差不齐。此书於1957至1959连载於《香港商报》,显见台湾此书也是“旧本”,唯独藉梁羽生的书名为题,并捏造作者姓名而已。

  -《英雄传》,27册,新兴书局,民63年印行。

《倚天屠龙记》

  -《至尊刀》,欧阳生著,33集(未完或缺),四维出版社,民53.7~54.3。案:此书几乎完全依据金庸,连文字亦大体未改,然书中人名一律改换,如张无忌葛百阳,张翠山葛慎之,殷素素尹薇薇,谢逊穆谦,张三丰葛圣伦(葛慎之之祖父)等,武当派也改为终南派。金庸此书於1961至1963连载於《明报》,故此书当是金书完成后改编者。

  -《天龙之龙》,12册,奔雷出版社,民53年印行。  -《天剑龙刀》,30册,新兴书局,民66年印行。

  -《忏情记》,4册,司马翎著,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案:南琪出版社是台湾专业武侠小说出版社的“八大书系”之一,从民国61年起,即以司马翎、古龙名目印行金庸诸作,先是32开本,68年后改为25开本,一律改换书名,自拟回目,偶尔变更主角名姓。

《鹿鼎记》

  -《神武门》,司马翎著,32集,南琪出版社,民61底至62初,民66再版。

  -《小白龙》,司马翎著,31集,南琪出版社,民62.5~63.2,民66再版。案:此二书割裂原书,且据原小说中的相关地点及人物外号命名。不过其中的韦小宝(小桂子)之名改成任大同(小柱子)。

《笑傲江湖》

  -《一剑光寒四十洲》,司马翎著,25集,南琪出版社,民62左右,民66再版。  -《独孤九剑》,司马翎著,29集,南琪出版社,民63.10~63.12,民66再版。案:亦割裂原书而成,前半部改换诸葛青云之《一剑光寒十四洲》书名,后半部则从小说中之剑法而来。《书剑恩仇录》

  -《剑客书生》,司马翎著,28册,南琪出版社,民66年;又,68年重印25开本,3册。《侠客行》

  -《玄铁令》,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连城诀》

  -《飘泊英雄传》,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神雕侠侣》等依原书名、作者名印行,新星书局,民64左右,32开本。案:这是台湾正式以金庸之名印行的小说,但并未获得授权。据笔者所见,有《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改名《大漠英雄传》)、《碧血剑》、《天龙八部》等。

  一是“修订本”,1980年,金庸将十年修订的成果授权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共计25开15种36册,其后则由远流接手,这是流传最广、最普遍的版本。依其版式,有文库本(48开)、平装本及典藏本、线装本等。据闻金庸已经开始进行第三度的修订,远流亦策划出版“评点本”。此外,大陆三联书局、香港明河出版社(以新、马地区为发行网)则有简体字版本。这些版本,尽管外观、版式或序跋有所差异,但文本内容皆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据廖建裕所述,东南亚的印尼在五0年代,已有金庸小说译本,据年代考察,译本所据当是旧本;修订本方面,1986年起,韩国翻译家金一江、朴永昌等,陆续翻译了全套的金庸作品;日本则有1997年冈崎由美等人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德间书屋出版);英文译本,最早是有Robin Wu於1972年据旧本翻译的《雪山飞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其后1994年,Olive Mok也译有此书(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最近出版JohnMinford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orn),则属修订本系统。  金庸的旧版作品,目前零星流散於私人藏书家之手,汇集起来,定有完本;但是藏书家宝爱逾恒,轻易不肯外示,因此究竟世面上曾出现过多少种不同的旧版,至今仍无法断定。在无法完整罗金庸旧版小说的情况下,欲作所谓的“金庸版本学”研究,可能是个奢谈;然而,版本研究的目的是可以多向度的,在此,我们将整个重心置於新、旧本情节、内容的差异上,藉新、旧本的比对,一则探讨其文学性的优劣,一则深究金庸“历时性”的创作心理,再综合二者,讨论相关的意义。

  基本上,我以金庸早期在报章上的“刊本”为始点,但在资料不足下,部分则取香港出版的“旧本”,更不得不在“旧本”难寻的窘境下,藉助於台湾的“盗本”。所幸,这几个版本虽互有差异(如回目),但大体上均与原“刊本”相差无几,已足够具体分析、解决相关问题。至於“修订版”方面,我用的是远流於1980年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金庸小说的“新”与“旧”

  金庸的作品虽仅十五部,但以字数来算,却将近三千万言;而且,金庸潜心案首,大到情节、人物,小至文字修辞,修定、更动之处极多,自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胪列标举。在此,我将举其荦荦大者,作具体的分析。

  金庸“修订版”小说,相对於旧版,变动的幅度极大,基本上,有以下几种重要的易动:  一是文字、修辞上的更易,包含了内文的修饰与回目的重新设计;

  二是情节的改换,包含了人物的性格、关系及情节的铺排;

  三是历史性的增强,包含了相关史实的增入及附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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