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版本学（一）

文/ 林保淳

　　 金庸小说有新、旧版本的区别，所谓“新版”，指金庸自1973年始，十年修订后的“修订本”；“旧本”，则包括了早期刊载於报章的“刊本”、坊间刊印的“旧本”及台湾盗印的“盗本”。由於金庸修订幅度甚大，因此新、旧本有极大的差别。

　　金庸“修订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易动，一是文辞（包涵回目）的修饰，二是情节的删易，三是历史意识的增强。其删削的标准，一是补苴罅漏，二是删除神怪的情节，三是强调史识。

　　透过金庸新、旧版本的比较，我们可以推究出几点重大的意义：（1）可以了解台湾盗版的历史背景及现象，为研究台湾文化历史重要的资料；（2）可以明白金庸创作的心路历程，且窥探出金庸的思想、观念的转变；（3）可以为金庸作武侠小说史上确切的定位，并消解独尊金庸的排挤效应；（4）可以透过金庸苦心孤诣的修订过程，重新正视通俗小说的意义与价值。

　　版本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版本研究的基本信念，在於肯定文本“历时性”或“同时性”所呈显的差异现象，足以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角度而言，文本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受到当代语言体系的制约与影响，这不仅包括了当代文化思潮、政经因素等对语言的干扰，也包涵了作者个人（或继起者）运用语言的不同阶段特色特色。以《红楼梦》为例，“脂评本”与“高鹗续本”分别处在不同“历时性”的阶段，所代表的自然是不同时间中各异的观念，“红学”专家，正可自其版本的易变中，或言索隐，或言自传，或林林总总不同的议论；至於“同时性”的差异，则往往肇因於地域上的差别，张爱玲的《半生缘》，在旧版中题名为《十八春》，结局迥异於在台出版的今本，“张迷”亦自不妨从其差异中，分析探讨文本“同时性”所牵涉到的整个不同思想领域中的变化。基本上，文本的版本探讨有三个定点，一是作为始点的文本（未必是最早的文本）；一是作为比较的文本（未必是最晚的文本），一是比较者。这三个定点，都各自牵涉到当代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其中有传承、有取舍、有变易，综合起来，颇能略窥文化系统中某种程度的演变痕迹。

　　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论者美其名为“金学研究”，相较於《红楼梦》的“红学”、《金瓶梅》的“金学”，学术研究成果固然还是远逊，但“金学研究”在当代却因拥有天时（现代性，整个创作的文化背景非常具体）、地利（完整性，作者及创作脉络非常明晰）及人和（普遍性，作品流传广远，读者众多），事实上却拥有最多的“研究人力”，茶馀饭后、街头巷尾，无时无处不可见到一副俨若“金学专家”的读者，有意无意间推动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风潮。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主观见解的抒发，而且蒙昧浅陋，零金碎玉，不成系统；但却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意谓着文学不该仅止於学院，而应考量着更普遍广大的读者，作更进一步的调整与发展。本文之作，正企图藉此为调合沟通的手段，为通俗小说的研究抛砖引玉。金庸小说版本系统　　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完稿，一共创造了十五部武侠小说；1973年金庸封笔，开始着手作修订工作；1980年，修订版问世，这就是坊间常见的《金庸作品集》。　　金庸作品的版本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系统，一是报纸或杂志上直接刊载的版本，可以称为“刊本”，这是金庸作品问世的首度面貌，但并未正式发行印售。“刊本”在各报章、杂志逐日（周）刊载，鲜少中断，为配合读者的阅读需求，除了各单元自有其章回外，每日均有一提清眉目的小标题（以《天龙八部》为例，第一回〈无量玉璧〉，前五日的小标有〈白衣少年段誉〉、〈满手抓的是蛇〉、〈梁上少女，玩弄毒蛇〉、〈“禹穴四灵”的金灵子〉、〈神农帮采药取〉等），或文或白，判断应是编者所加；此外，有云君所绘的插图，相当精致，与早年台北真善美出版社的插图高手另人，可谓武侠插画的“双绝”。就在小说连载期间，由於金庸声名的迅速播扬，坊间书店往往应时集结成小册发售（应无授权），这是从报纸录，随写随刊的版本，可以称为“旧本”。此一版本最接近金庸的“原创意”，在修订本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香港各书局（如三民、武史、娱乐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或台湾盗印的诸作，甚至海外华人社会所流传的各种版式，皆属这一系统。“旧本”与“刊本”最大的区别，在於删除了每日刊载的小标，其馀的略无更动，因此可以视为同系。

　　一是台湾的“盗版”系统，此一系统，变化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影印港版诸书而成的，也有张冠李戴、改头换面的版本，更有据内容改编的鱼目混珠之作，不过，基本而论，是依据“旧本”改换的。其间比较重要的易动为（1）作者及书名的改换：（请参考下表）；（2）章回的重新拟定：在某些书中，章回的变换幅度极大（如《鹿鼎记》“刊本”前三章为〈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琢磨颇望成全璧，激烈何须到碎琴〉；台湾盗版的《神武门》一回分成三章，〈楔子〉分为〈逐鹿中原〉、〈君子遭祸〉、〈雪中奇丐〉），大抵是为了配合台湾出版32开本的惯例。金庸武侠之饱受盗印摧残，自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自〈戒严法〉颁布以来，金庸的小说一直在“禁书”目录中（全面的查禁，则自1959年底实施“暴雨专案”始）。据《查禁图书目录》所载，金庸小说中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部最早的作品，曾在1957年“登台”过（由时时出版社印行），但均遭禁毁（甚至直到1980年，远景出版《金庸作品集》，已刻意更名的《大漠英雄传》，仍赫然入列），故此后台湾武侠出版社只能以各种名目盗版印行，以下是笔者经见的目录：

《射雕英雄传》

　　－《萍踪侠影录》，绿文著，32集，莫愁出版社，民47.3～48.5，17、18至27、28两集合订为一册，共26册。慧明书局於民61年亦重印。案：此书明显为据香港书翻印，且所据版本不同，故内文字体往往各集不一且集数参差不齐。此书於1957至1959连载於《香港商报》，显见台湾此书也是“旧本”，唯独藉梁羽生的书名为题，并捏造作者姓名而已。

　　－《英雄传》，27册，新兴书局，民63年印行。

《倚天屠龙记》

　　－《至尊刀》，欧阳生著，33集（未完或缺），四维出版社，民53.7～54.3。案：此书几乎完全依据金庸，连文字亦大体未改，然书中人名一律改换，如张无忌葛百阳，张翠山葛慎之，殷素素尹薇薇，谢逊穆谦，张三丰葛圣伦（葛慎之之祖父）等，武当派也改为终南派。金庸此书於1961至1963连载於《明报》，故此书当是金书完成后改编者。

　　－《天龙之龙》，12册，奔雷出版社，民53年印行。　　－《天剑龙刀》，30册，新兴书局，民66年印行。

　　－《忏情记》，4册，司马翎著，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案：南琪出版社是台湾专业武侠小说出版社的“八大书系”之一，从民国61年起，即以司马翎、古龙名目印行金庸诸作，先是32开本，68年后改为25开本，一律改换书名，自拟回目，偶尔变更主角名姓。

《鹿鼎记》

　　－《神武门》，司马翎著，32集，南琪出版社，民61底至62初，民66再版。

　　－《小白龙》，司马翎著，31集，南琪出版社，民62.5～63.2，民66再版。案：此二书割裂原书，且据原小说中的相关地点及人物外号命名。不过其中的韦小宝（小桂子）之名改成任大同（小柱子）。

《笑傲江湖》

　　－《一剑光寒四十洲》，司马翎著，25集，南琪出版社，民62左右，民66再版。　　－《独孤九剑》，司马翎著，29集，南琪出版社，民63.10～63.12，民66再版。案：亦割裂原书而成，前半部改换诸葛青云之《一剑光寒十四洲》书名，后半部则从小说中之剑法而来。《书剑恩仇录》

　　－《剑客书生》，司马翎著，28册，南琪出版社，民66年；又，68年重印25开本，3册。《侠客行》

　　－《玄铁令》，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连城诀》

　　－《飘泊英雄传》，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神雕侠侣》等依原书名、作者名印行，新星书局，民64左右，32开本。案：这是台湾正式以金庸之名印行的小说，但并未获得授权。据笔者所见，有《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改名《大漠英雄传》）、《碧血剑》、《天龙八部》等。

　　一是“修订本”，1980年，金庸将十年修订的成果授权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共计25开15种36册，其后则由远流接手，这是流传最广、最普遍的版本。依其版式，有文库本（48开）、平装本及典藏本、线装本等。据闻金庸已经开始进行第三度的修订，远流亦策划出版“评点本”。此外，大陆三联书局、香港明河出版社（以新、马地区为发行网）则有简体字版本。这些版本，尽管外观、版式或序跋有所差异，但文本内容皆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据廖建裕所述，东南亚的印尼在五０年代，已有金庸小说译本，据年代考察，译本所据当是旧本；修订本方面，1986年起，韩国翻译家金一江、朴永昌等，陆续翻译了全套的金庸作品；日本则有1997年冈崎由美等人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德间书屋出版）；英文译本，最早是有Robin Wu於1972年据旧本翻译的《雪山飞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其后1994年，Olive Mok也译有此书（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最近出版JohnMinford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orn），则属修订本系统。　　金庸的旧版作品，目前零星流散於私人藏书家之手，汇集起来，定有完本；但是藏书家宝爱逾恒，轻易不肯外示，因此究竟世面上曾出现过多少种不同的旧版，至今仍无法断定。在无法完整罗金庸旧版小说的情况下，欲作所谓的“金庸版本学”研究，可能是个奢谈；然而，版本研究的目的是可以多向度的，在此，我们将整个重心置於新、旧本情节、内容的差异上，藉新、旧本的比对，一则探讨其文学性的优劣，一则深究金庸“历时性”的创作心理，再综合二者，讨论相关的意义。

　　基本上，我以金庸早期在报章上的“刊本”为始点，但在资料不足下，部分则取香港出版的“旧本”，更不得不在“旧本”难寻的窘境下，藉助於台湾的“盗本”。所幸，这几个版本虽互有差异（如回目），但大体上均与原“刊本”相差无几，已足够具体分析、解决相关问题。至於“修订版”方面，我用的是远流於1980年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金庸小说的“新”与“旧”

　　金庸的作品虽仅十五部，但以字数来算，却将近三千万言；而且，金庸潜心案首，大到情节、人物，小至文字修辞，修定、更动之处极多，自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胪列标举。在此，我将举其荦荦大者，作具体的分析。

　　金庸“修订版”小说，相对於旧版，变动的幅度极大，基本上，有以下几种重要的易动：　　一是文字、修辞上的更易，包含了内文的修饰与回目的重新设计；

　　二是情节的改换，包含了人物的性格、关系及情节的铺排；

　　三是历史性的增强，包含了相关史实的增入及附注说明。